陈家牌坊12号
中共南京地下党联络点遗址，位于秦淮区双塘街道花露岗社区的门西城墙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日占区广大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方面在日占区的各大、中城市中积极而稳妥地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地下抗日斗争。
陈家牌坊（摄于2018 年）
1939年秋
根据党中央决定开辟铁路沿线附近大城市工作的要求，华东地区党组织决定开辟沪宁、沪杭、津浦南段各大城市的工作。
根据中央决定，当时的江苏省委（后来称上海市委）从上海干部中选择有上述地区关系的同志，陆续派往苏州、无锡、镇江、南京以及杭州等地开展工作。
1940年9月
中共江苏省委从青浦游击队抽调朱启銮来南京，负责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朱启銮以参加侄子婚礼为名，持“良民证 ”，从上海来南京，住进了陈家牌坊12号。
上海、南京虽同为敌占区，但上海是五方杂处之地，社会复杂，除日本外，还有其他帝国主义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较多的矛盾可以利用，比较易于掩护。南京是日伪反动统治中心，直接在敌人屠刀下生活、生存下来并开展工作就更加艰难。为了掩护身份，并借以维持生活，朱启銮先跑起单帮（长途贩运），把南京的牛肉贩卖到上海，后来又经人介绍，在一所私立中学当教员，这才得以在陈家牌坊12 号长住下来。陈家牌坊12 号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与接待站。
相关人物
朱启銮，安徽歙县人，共有兄妹四人，都走上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之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朱启銮就投身革命。“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天津南开中学学生会主席，共青团支部书记，积极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
重建南京党组织
自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来，中共南京地下党连续遭到8次毁灭性打击，1940年时南京的地下党已被彻底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决定在南京重建党组织。
1940年9月，在南京有亲戚关系的朱启銮被派到南京负责党的重建工作。1942年6月，刘峰接受中共江苏省委调派，以“看亲戚、做生意”为名从上海来到南京，领导江苏省委系统在南京的党员。刘峰来南京时就在陈家牌坊与朱启銮联系。
1942年8月，南京地下党成立工作小组，由刘峰任组长，朱启銮任副组长，开展南京党的工作，发展党的力量。南京工作小组成立后，立即确定以下工作方针：继续布点，稳扎稳打，扩大基础。重点抓学校、工厂、铁路的工作；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防止党组织暴露和被破坏；要求党员利用合法形式开展群众工作，组织进步社团，或打入敌伪领导的社团，开展合法斗争；通过各种群众活动选择进步分子，认真考察，重点培养，在条件成熟时吸收入党。
1943年，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上海、南京等地的党组织归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领导。为了加强领导，1944年5月下旬，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由刘峰任书记，朱启銮任副书记，彭原、陈慎言为委员。中共南京市工作委员会除负责南京的工作外，还兼管镇江、芜湖、马鞍山等地的工作。经过工委和全体党员的努力，南京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8月，南京地下党工委领导的党员达 80 余人。
积极开展地下工作与斗争
当时的南京是国民党政府首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高度的白色恐怖之中想不暴露身份，又要有所作为，是非常困难、艰险的。针对敌伪区城市地下工作的特点，党中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 “十六字”方针。南京地下党能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斗争，从1942年到1949年南京解放，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是正确执行了党的“十六字”方针。
1946 年4月，陈家牌坊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据朱启銮夫人回忆，当时朱启銮对她说：“最近有一位大姐(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要到我们家来，你在窗台上挂一串辣椒作为接头暗号。”并要搭一小床，说就住在家里。陈修良同志在陈家牌坊住了一个多月，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另外设法给陈修良找了安全可靠的房子居住。陈修良到南京任市委书记后，南京市委仅 5 个人：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銮、方休、王明远。
1946年的南京城，犹如“虎穴”一般，势力交错、特务如毛。在南京的200多名共产党员，潜伏在地下战线，坚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5月开始，南京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委派同志打入敌人军政机关，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二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甚至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和专线接线处，都有共产党员的身影。正是这些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情报员传递出的宝贵情报，为1949年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南京国民党军官沈世猷、丁明俊夫妇冒险把长江南岸炮兵兵力和火力配备等重要情报送到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得到情报之后，决定派市委委员朱启銮与党员白沙送往渡江司令部。
1949年3月上旬，朱、白二人装扮成西药商人，将《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存及数量表》等情报用药品纸盒伪装，手持国民党开具的“免检证明”，向苏北进发。在镇江去往扬州途中，遇到国民党军队临时搜查，“免检证明”也不管用了，搜查过程中一份地图从西药盒里掉了出来，千钧之时，朱启銮灵机一动，递上一根烟：“老总吸烟！”顺势捡起药盒，化险为夷。
周恩来总理和西哈努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朱启銮等的合影
（朱启銮第一排左起第三人）
与此同时，朱启銮的胞弟周克受中共地下党苏南党委派，携带一份重要的国民党上海军事布防图渡江北上，前往华中工委，准备把布防图交给三野司令员粟裕，此行周克还带领四位台湾代表参加北平的全国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几个人研究了北上的线路，决定让刘玉昆掩护周克渡江。周克过江后，亲手将布防图交给粟裕，两个人晚上在一间屋子里继续交谈，正准备睡觉时，粟裕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发来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就此打响。
解放后，朱启銮调到华东第一工业学校任校长（1956年改名为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抓基建，加强校风管理，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得到周恩来、陈毅及苏联专家们的好评。后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苏州市常务副市长、南京市人大副主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继续为南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