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报卡黄牛的表情，可以窥见杭城报纸的消亡史。
十几年前，是都市报纸类最好、最风光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初，杭城两大都媒《钱江晚报》PK《都市快报》，是资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也是信息大爆炸的前奏。
《钱江晚报》是浙江省唯一省级晚报，创刊于1987年，是浙江省及杭州市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是浙江报业第一品牌。
最初的“晚报”，是真的晚报，每天傍晚才出刊，没有竞争的年代，似乎也没啥毛病。除了某些喝茶看报的岗位，大部分人们，也只有下班回家才有时间去翻看都市类报纸。晚报反而是种优势。
1999年，杭报集团的《都市快报》开始发行，新鲜热辣的资讯，每天都会比“晚报”快一步。
浙报集团立刻意识到了问题，迅速响应，随即在2000年战略性的新开了一张都市报纸《今日早报》。虽然早报的定位也不错，但离都市快报始终有一段距离。不久之后，晚报也改成了早上发行，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却惨烈的厮杀。也成就了“晚报不晚报”这句经典的slogan。
后来，杭报集团也新开《每日商报》，定位商业新闻资讯；加上2001年由《浙江青年报》改版而来的《青年时报》喊出“牛奶面包，青年时报”，五大都市媒体空前繁荣。
那时候杭州公交站，社区周围，遍布着报亭报摊，5毛钱一张的报纸，根据等级地位，占据着各自的位置。
都市类报纸5毛钱的价格，被称为廉价报纸。（这里的5毛和5毛党没有关系）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从这个消息着手，对“五毛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报道中说，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几年前长沙市委外宣办选聘网评员，底薪600元，每发一帖给五毛钱。这就是“五毛党”的来历。
廉价报纸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也是人们对社会新闻关注需求提高的产物。所谓廉价，是因为报纸纸张和印刷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发行价。如果仅考虑报纸成本，卖得越多，亏得越多。
虽然报纸亏本了，但发行量越大，报纸的广告位就越值钱。巨额的广告收入面前，报纸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这就是廉价报纸诞生的商业逻辑。
这种盈利逻辑在如今其实非常常见，影视剧、网络游戏都是廉价或者免费吸引用户，通过广告和道具实现盈利。
巨大的发行量对应的是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那时候的媒体人，是让人羡慕的行业。尤其是广告部和发行部，年底的奖金看得人眼红。
那时候的媒体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掏出来的记者证，可以处处受到尊重。
那时候，报纸的年卡是年底很好的礼物。
而每到年关，报社门口到处都是卖保卡的黄牛。那应该也是黄牛们最好的时代。
时间跨过2010年，智能机时代悄然来临，信息大爆炸的轰轰烈烈，却是“欢送”纸质媒体开始走向衰弱的“礼花”。
走在互联网前沿的杭城，也是最早被爆炸辐射的地方。风光一时的五大都市媒体，同时开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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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今日早报》战略性停刊。
2020年12月30日，牛奶面包的《青年时报》停刊。
杭城里的大小报亭报摊消失不见踪影。
快报和晚报，也早就过了相爱相杀的年代，各自像被庄稼汉丢在墙角喘息的木犁。回想当年，快报为了抢头条，可以顶着压力去抢发，让信息快人一步，又敢于发声，风头一时盖过晚报，被杭城百姓追捧。晚报也可以稳扎稳打，背靠浙报大树，以公信力赢得口碑。媒体人心怀信仰，迎着朝阳出发，身披夜幕前行。
然而，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终于还是来临。人们需要通过纸质获得的资讯，越来越少。
报社门口的黄牛，也越来也少。
暖阳下，他们的表情有点呆滞，他们似乎也不急着向路人推销手中的保卡。他们明白，他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站了十几年的老面孔
然而，爆炸的信息，也让人们迷芒。
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是真实，然后才是新（快）。
但人人皆媒体，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也来越低的当下，人们对信息真实性的甄别能力的参差，让信息成为社会性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被虚假信息的陷阱时时威胁。防诈反诈，艰巨而道远。
报纸的消亡，在西方早就是研究的课题。人们研究的目标不是是否会消亡，而是它们消亡的时间。
但无论信息如何发展，人类对新闻真实性的需求不会改变，媒体人的信仰和信念，不会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