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宽厚仁慈,主政三十一年。期间,宋朝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与头号对手辽国和平相处42年,并于死后得到对手赞颂,同时涌现出一批良臣名将,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狄青等。朝臣们在他死后商定庙号时,取了“仁”字,故名“宋仁宗”。这些一直都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我们从小在历史教材上看到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什么是”仁“,简单地讲等同于”好“字,再直白点,就是说赵祯这个皇帝是个好人。呵呵。朋友们,想一想,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呢。举例,媒人在给姑娘介绍小伙时,如果小伙帅气,一定会说这个这伙貌似潘安,怎么怎么地俊啊,如果小伙很有钱,也会说他多么多么富有,总之但凡小伙有一点常人没有的优势,媒人都不会吝啬半点溢美之词,同时竭尽夸张之意。但反过来想,如果媒人想了半天,却只能说这个小伙“人好”,是好人时,基本上这个小伙也就是没优点了。
我们的主人公宋仁宗赵祯其实就是这么个“人好”的小伙。
首先,仁宗皇帝极其好色。在他15岁的时候,干妈刘太后(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位刘太后)给他找了个13岁的皇后,但刘太后对这个干儿子管教甚严,仁宗没有机会也不敢享受太多的男女之事,皇帝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童年玩伴。
但随着年岁增长,管他的干妈也死了,仁宗的天性得到释放,并逐步放纵起来,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太后崩,上始得自纵。”仁宗因纵欲过度导致精神萎靡不振,上朝次数明显减少。有一次仁宗玩得太嗨了,差点“精尽人亡”,昏迷了数日,幸亏太医们医术高超,把他救活了,但此后他仍然不思悔改,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纵情声色,不但见一个爱一个,而且为了讨美人欢喜,动不动就要换皇后,搞得经常因为好色问题跟大臣们闹矛盾。同时一些逢迎拍马之徒则纷纷敬献美女以图升官发财。上梁不正下梁歪,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个什么样子。
下面我们看看当时的一些士大夫们是怎么评价宋仁宗赵祯的:
谏官滕宗谅上疏,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
监察御史里行孙沔上书说:“一岁之中,率无百余日视事。宰臣上殿奏事止于数刻,天下万务,得不旷哉?今退朝之后,深宫之中,侍左右者,刀锯亏残之余,悦耳目者,绮纨艳冶之色。”
参知政事宋绶上书,请求仁宗“节欲以顺四时,爱惜龙体。”
远在南京的留守推官石介也给枢密使王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正月以来,闻既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室,渐有失德。自七月、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近有人说圣体因是尝有不豫。春秋传曰:‘是为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斯不得不为虑也。”
可见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仁宗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荒废朝政,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
由于仁宗皇帝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女色之中,无心过问朝政,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更是投其所好,帮其物色美女,以巩固自己的朝堂地位。由于仁宗的不作为,吕夷简大权独揽,拼命打压不同政见的大臣,并通过姻亲与师生年谊等关系,在朝廷里编制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同期名臣范仲淹数次被贬,大文豪欧阳修和一批正直之士为范仲淹鸣不平,结果一起被定了个“朋党”的罪名,先后遭贬。
欧阳修后来点评吕夷简时说:“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
可见当时把持仁宗朝堂的都是些什么人,仁宗重用这些人,何明之有?
再看外交上,虽无大规模战争,但也毫无建树。与西夏、辽国的矛盾缓和,都是通过屈辱的代价换来的。先看与西夏的关系,虽然表面上看西夏向宋朝称臣,是宋朝赢了,但宋朝每年要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在各种节日还要再赐给西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最大的问题是在西夏国内李元昊仍以皇帝自居,这叫什么称臣,逗我玩呢,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仁宗皇帝能忍。
再看跟辽国的关系,更是夸张,在宋真宗时,认辽国太后为叔母,每年给辽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现在仁宗当家了,不但父亲的耻辱全部继承,而且辽国看他软弱,要求增加岁币,仁宗也爽快地答应了,在原有的基础上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给西夏钱时尚且留了点面子,叫“赐”,到辽国这儿就一点节操都不要了,直接称“贡”。
庆历二年辽兴宗重熙十一年,……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弼见契丹主问故,……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
重熙十一年闰月……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辽史》卷一久《兴宗纪二》。)
当时的宋仁宗才30岁左右,一个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软弱无能,为免战争之祸,一味忍让,甘受屈辱,可到头来,还是未能求得和平。还是伟人说得好:“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最后再看仁宗皇帝最大的政绩: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据说当时宋朝的GDP达到了当时世界GDP总量的60%(有的说80%,反正很高吧),其实这跟他真没多大关系,宋朝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且相比欧洲社会,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先进,所以GDP自然就高了。但其实就是虚胖,首当其冲的就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和“冗费”,简单地说,就是官太多、兵太多、国家开销太大。据史料记载,宋仁宗在位时,全国有军队125万人,军费开支占到赋税的7/10之多。
说实话,这也不能全怪仁宗,先祖也有很大责任,只是在他手上这些问题更严重了,同时土地兼并现象突出,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加上年年的岁币,国库实际已入不敷出。仁宗时代可以说是“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否则仁宗皇帝也不会想着改革了,1041年推出了“庆历新政”,但仅一年就以失败告终,没办法,就只剩下加税这一条路了,结果百姓苦不堪言。
至于仁宗手下涌现的那些个良臣名将,恐怕是因为他的“无为而治”,让那些人有了施展的空间吧。
还有在得到仁宗死讯后,辽帝伤心痛哭并要给他建衣冠冢一事,就更好理解了,谁要是对我也这么好,要钱给钱,要物给物,我也把他当祖宗供着。
一家之言,仅博一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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