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活动，有时像是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阴魂不散的祖先，令你日思夜想的原乡，任你苦苦寻访，结果它就是不现身。在四川，"麻城孝感乡"就属于这样一类困扰许多人的难题。
"祖籍是哪里?
--湖广麻城孝感乡。"
这是四川人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几百年来，许多四川人(这里主要指祖籍源于湖广的四川人)把麻城孝感乡当作自己的"根"，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碑传说以及族谱、碑记，寄托着对于祖先的思念，并且试图按照这些记述，在湖北某个地方寻找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园，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执著精神。
如今，信息沟通太方便了，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发现，寻找"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呼唤友情支援、希望提供家族迁徙信息帮助的帖子层出不穷。有的专业史学工作者幻想到麻城通过实地调查有所收获。然而，据我所知，大多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面对此情此景，深信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半信半疑者有之。在无数人关注而又疑窦丛生面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解开这一困扰人们的结呢?
首先，"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仅仅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它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于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今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人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人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人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人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人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万～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万～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灭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其次，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风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24年3个版本。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一"乡区"对孝感乡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日太平、日仙居、日亭川、日
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人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人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由此可知，孝感乡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人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也说：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至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们的具体位置找出来，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置一笔勾销。
最后谈谈对"孝感乡现象"的质疑与释疑。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1470年)就撤销了，其间相距已有200多年，这时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人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研究》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根据笔者对冒籍实例的分析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半数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大多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人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是清政府最先招集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接着，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人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人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人形成高潮。
依次人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人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人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第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其中，又以湖南籍移民居多。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人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致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的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地位，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的名义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民"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其他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人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是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于其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的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而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的祖籍原本是湖南，但长期以来却执著地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详见第二篇)。
在中国移民史上，一个省区的移民把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所以能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由于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据优势。处于这种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黏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300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
如此看来，在四川人心中，麻城孝感乡这个祖先生活过的遥远的家园，虽然几百年来口耳相诵，代代相传，但是，一当落实到地理坐标上，把它作为祖先根源来寻找时，它又显得那么神圣，那么渺茫，那么可望而不可即，难免不使人产生有根难寻的感叹!
转自网络
作者：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