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一年，过了个人生活关，会烧柴火，会砍柴，能把苞谷面搅成酸菜苞谷稀饭。从挑改制小粪桶到跟社员一样挑一百斤大粪桶，学会搭田埂，犁地，耙田，虽苦虽累，日子过得有盐有味，累，并快乐着。因为有供应口粮，有八元钱生活费，满足了两饱一躺的基本生存要素，啥事也不用想了。
一年过后，粮站停止了供应囗粮，参加生产队分配。问题就出来了，八分钱一个劳动日，没有出满勤，没有外援，倒补囗粮钱没有着落。分得的红苕，苞谷，洋芋和少得可怜的稻谷，根本填不饱肚子。
吃长饭的小伙子，吃不饱饭比痛大病难受。
饥饿是最好的老师，饥饿可以使人聪明，也可以使人胆大。俗话说，饱暖思淫意，饥寒起盗心。我人小，才十六岁，自然胆小，况且还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名分，不敢乱说乱动。于是，我想呀想，打破脑壳地想呀想，恋恋不忘国家下拨的二百三十元安置费。
我死乞白赖地缠着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了解我的情况，十分同情我，同意倒补口粮款可以在安置费中扣除。我得寸进尺，想再支点钱买基本生活用品，盐巴，煤油什么的。队长无能为力，说上面有规定，安置费包括修建知青房，再支就是犯错误的事情。
我们住的房子是大跃进时的公共食堂，后来改为村小学，二，三年级合并一班，老师给二年级上课，三年级自习，反之同然。闲起了四间房子，暂作知青房。我说现现成成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何别兴师动名劳累贫下中农伯伯呢！
生产队长思考了一会儿。说，幺，你不要逼我犯错，况且不光你一个知青，大家都仿你这么做，我就要进路线教育学习班。
队长已经把路封死了，再想支钱已经没有希望了。
现在想起来，我都佩服自己的的鬼点子之多。厨房里有根两米多长，二十公分宽，十多公分厚的木枋，椐说是大练钢铁也没舍得烧掉的梨木，我用斧头劈开一个口子一看，木质坚硬，纹路清淅。突然就来了主意，又去缠着生产队长要这砣木头，并信誓旦旦说有了这砣木头，我两年的基本开销就够了。
生产队长没点头，也没摇头。我知道有戏了，亲爱的队长默认了。
我下乡前，十四岁多的时候，学了几个月木匠，师傅好手艺，会造木结构房子，会做精致傢具，还会做乐器，琵琶二胡三弦什么的，我下乡时，他还送了我一把三弦。事不宜迟，我跑去三队叫陈哥来帮忙，把木枋改成三公分厚的条子，做起了三弦。
三弦的琴鼓原木是整本凿成，我才舍不得怎么干呢，那多费木头，我把木头改成两公厚的板子，按尺寸锯成小块，用牛皮胶粘成长方框，一天以后，牛皮胶干牢了，用小铇，刮铇铇成琴鼓状。没有蛇皮，自然也找不到绷三弦的蟒蛇皮。饥饿贫穷不一定全是坏事，为了盐巴煤油，为了填饱肚子，脑袋像开足马力的机器高速运转，奇思妙想想。突然间鬼使神差般想到了猪尿泡。
镇上食品站一个月供应一次猪肉，凭国家供应商品粮购粮本供应，一人半斤。那天，我早早地去到镇食品站，求杀猪匠说一年不知肉味，乞讨两个猪尿泡煮了当肉吃，好歹蚂蚱也是肉，总之是猪身上掉下来的东西。好话说了一箩筐，杀猪匠烦了，随手给了我两个尿泡。
拿回生产队洗干净，用牛皮胶水绷在琴鼓上，第二天猪尿泡干了，调上丝弦一弹，音色居然赛过蟒皮。赶紧日以继夜加工三弦，第二个月又死乞白赖跑去要猪尿泡。
那天杀猪匠心情好，笑呵呵地弥勒佛样，随手甩给我二十个猪尿泡。
做好了十把三弦，用红，黑油漆调成紫红色刷了尿泡，第二天依葫芦画瓢照着真三弦画蟒皮。
一切收拾停当，一个赶场天，我背起十把三弦去到镇上，弹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洗衣歌》，《毛主席派人来》。一会儿，围上来不少人，当然，赶场的乡民只不过是凑过闹热，拍手叫好。有没有不自觉充当媒子我不知道，不一会儿，十把三弦以五元一把的价格卖给了镇上的老师，机关职工。
五十元钱，几乎是一笔巨款，买了盐，买了煤油，还奢侈了一盘，去供销社开后门说好话买了管牙膏。
过了半个多月，我去镇上赶场，被一个买了三弦的，比我大好多岁的青年职工抓住，说我造假，下了一场雨三弦声就沉闷沙哑。我只好说了实话，告诉他在火上烤烤，或者太阳天晒晒，照样能弹出美妙音乐来。
青年职工无奈地苦笑一下，叩
了我额头一下，说，你呀你。
我说还钱没门，早都变成大粪屙出去了。
接着，我爬起一趟就跑回生产队，半年多不敢去镇上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