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佩芳是我的老战友,他于1982年调到基建工程兵五十二支队政治部,我们一起在政治部工作了一年多后,他被选调到廊坊武警学院政治部,任过政治部主任、副院长。张佩芳是战友中的佼佼者,文笔很好,受到领导和部队好评。近期他创作并在新华网等媒体发表了数篇反应部队生活的作品。其作品多以散文、随笔的形式,真实记忆叙述生动鲜活的部队生活。他的文笔流畅,充满激情,触人心扉,令人赞佩。现将他刚刚完成的一篇新作推荐战友们分享。
为工作而快乐的岁月
——九支队初建时那些事
张佩芳
当你为工作而热情迸发,甚至激情澎湃的时候,背后的原因,一定不会那么简单。
【一】
1978年9月份,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组建九支队。
指挥部通知要求,为保证政治机关业务开展顺利,九支队政治部的干事,均须由六支队和七支队政治部现任岗位干事抽调,不得由其他岗位选派。
九支队宣传科组建伊始,共5人,科长王上林原是六支队52团政治处副主任。干事4人,二人来自六支队,我和杨正豪来自七支队。
9月份,支队下辖的四个团(大队)转隶交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故此,我们报到后,宣传科的所有业务工作,就立即全面铺开了。
【二】
刚开始,办公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支队领导和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挤驻在北京西城区展览路的一个民居小院,总共有一二十间低矮的小平房,房间只能放两个单人床,都是用两个木凳搭起来的铺板。
营具缺乏,许多干部战士把砖头摞起来,在上面搭铺板。
院内没有厕所,大家如厕,都到大街上,去那种简易的蹲坑式公共厕所。
早晨出操,队伍跑到北京展览馆,从动物园绕回来,怕扰民,一路都静悄悄地不喊口号。
▲作者与王上林科长(右)
我和王上林科长同住一个小房间。没有办公桌,就算有,也没处安放,起草文件材料,就坐小马扎,在铺板上垫一个硬纸盒,趴在那里写。连烟灰缸也放在床铺上。
后来,人员逐渐增加,房间都让给了部门以上领导,政治部的科长和干事们,都搬进院子里临时搭建的简易活动房,通称木板房。
木板房里是上下铺,能住几十个人。一个木板房就能把政治部大部分人员都盛下,办公和睡觉更加一体化了。
木板房保温性太差。到了冬天,室内虽有炉火,但玻璃窗上的冰霜,整冬不化。我的床位靠边,到了三九天,靠木板墙那一侧褥子边,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我们原来的办公和居住条件,都是很好的,六支队和七支队机关办公楼都算的上高楼大厦。突然面临这样的环境条件,会有怎么样的情况?
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一起工作,业余时间一起下棋打扑克,晚上熄灯后躺被窝里一起聊天,个人经历秉性和家里家外的事都聊得透透的,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这样的境遇,更能增进了解增加感情呢?
条件的简陋与环境的艰苦,带来的却是亲密融洽的内部关系。
【三】
北京指挥部下辖的三个支队,共五万数千人,是北京市基本建设的生力军,具有极强的突击能力。九支队参与的大工程,如打通二环线,前三门(崇文门,前门,和平门)工程,首都机场扩建工程,都受到的北京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广大市民的瞩目。
指挥部为九支队配备了强干的领导班子。支队长由指挥部副主任董文兴兼任,是个抓大工程的行家。我们政治机关接近最多的支队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当然是支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孔庆智政委和姜孟德主任,都是很干练的领导干部。
孔庆智政委原是七支队副政委,原来就熟悉。修建我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城市交通枢纽,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他是工地总指挥,因业绩显著,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姜孟德主任原是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纪念堂地下部分由北京指挥部负责,指挥部成立了一个指挥分部,姜孟德任指挥分部政委。纪念堂建设举国瞩目,姜主任所做的工作当然也会受到上级的关注和肯定。
这两位领导的共同特点是,工作能力强,处事明断。两个人都是山东人,性格直率,待人坦陈,善待部下,尤其是对我们年轻干部。
机关就那么一个小院落,有伙房没饭堂,也没有任何运动和娱乐场地,业余时间,茶余饭后,孔政委和姜主任,就在院子里和大家聊天,海阔天空地闲侃,很短时间内,上下级之间就迅速地相互了解和熟悉了。
全机关只有一台电视。晚饭后,把电视摆到院子里,大家一起看,天冷了,就穿上棉大衣。1979年元旦前夜,电视台有文艺节目和新电影,孔政委穿着大衣,和大家在院子里看到后半夜。
尤为可贵的是,两位领导都非常信任我们,善于发现我们的优点,肯定我们的才能。他们的激励,尤能使我们焕发工作的热情。
【四】
王上林科长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年龄比我大二十左右岁。他常在说笑时,戏称自己是王老头儿,干事们之间互相谈事时,也常把这个戏称,作为王科长的代称。
王科长慈眉善目,性格通达开朗,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政治部领导和其他科的同事,对他都很尊重,我更把他视为长辈。
宣传科的首要业务工作,一是党委中心组和机关的理论学习,二是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这两项工作,业务量大,在七支队始终保持在至少四五个干事来分担的,按分工称为理论干事和教育干事到了这里,六支队来的两位,一位是文化干事,另一位是擅长给大型会议的会场用刻刀刻制会标的好手。七支队和我一起来的杨正豪,是新闻报道干事。所以,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这两项工作,王科长就只有全部交给我了。
工作确实多,很忙也很累。王科长对我完全信任,其中有器重也有赏识。感念奋发之心,便是工作的动力。
我在七支队宣传科有工作四年的基础,到了九支队,累是累点,但没感到有什么难处。年轻气盛,加之领导倚重,自身天性中的弱点又难以克服,有时候就会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些毛病。王科长察觉到了,从未疾言厉色,当面批评,而是在聊天闲谈时,谈自己的经历见闻,讲同事或者自己因此而吃过的亏,旁敲侧击,委婉暗示。一次没听懂,下次再聊,慢慢地,我听出了弦外之音,明白了王科长的良苦用心。这是长辈的嘱咐,仁者的叮咛。
遇到这样的领导,有什么理由消极懈怠呢,不管多累都心情舒畅。
▲王科长90多岁了,依然精神矍铄
王科长对我的工作,没提过严苛的要求,一切都放手,听凭我是不是首先让自己满意。越是这样,越是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这是来自内心的动力,必然为做好自己的份内事而感到快乐。
那几年,我觉得自己进入了最好的生命状态。
【五】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我想,可以借用孟子有关天时地利人和的论点,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九支队组建后,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举国上下,生机焕发,民心振奋,这是天时。
其二,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新组建的九支队,各项工作都处于上升趋势,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作风,都有一股蓬勃向上,新鲜秀活的朝气,这是地利。
其三,从支队领导,政治部领导,到宣传科领导和干事,上下同心,目标一致,同甘共苦,这是人和。
客观方面,平台的条件已经万事具备,剩下的,只看个人的主观方面如何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得到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赏识和器重,称为知遇,“为知己者用”虽是旧观念,但它有积极的一面,即使在革命队伍里,也是不过时的。
我想,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或者说是一个情结吧。
人心都是相通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有这样好的时机和平台,谁不愿尽自己的力量,有所作为呢?
高晓林,是最早从151团抽调到报道组的战士,聪明而又富有才干,无论是上班,还是业余时间,整天学习研究新闻写作,很快就崭露头角,基建工程兵报频频采用他的稿件。
▲高晓林(左一)和作者(左二),参加接待华国锋主席视察九支队“雪山铁九连”。
151团在首都机场扩建工程中,多次受到工程总指挥部的表扬。有一次,我带高晓林去151团三营下工作组,我写材料总结三营的先进事迹和经验,高晓林写报道。他利用三营的先进事迹,琢磨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闻视角和观点,写出来后,我稍加推敲润色,抓紧投出去。我俩人还没离开三营,稿件就已经陆续在《基建工程兵报》刊登了。
三营雷教导员是贵州人,见到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宣扬,每天晚上给我俩加一个菜,鸡蛋炒辣椒。还拿出自己的贵州酒招待我俩。
我俩下工作组不到两周时间,总结推广了这个集体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前后在基建工程兵报刊发了七篇报道,这个数量,在各个报道组,都是少见的,科长王老头儿也很高兴,一再表扬。
▲王科长与高晓林和作者
和我一起调到九支队的杨正豪,在七支队宣传科时,并不那么显山露水。到了九支队,他工作热情高涨,下部队采访非常主动频繁,才干开始显现,在报纸上刊发的文字报道和新闻图片,数量都开始攀升。
▲杨正豪(右),黔东南州文联主席,书画家
杨正豪的出色表现很快引起上级机关的注意。不久,他被调到北京指挥部宣传处任新闻干事。他以在九支队采访的素材为基础,加以扩展,写成长篇通讯《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在人民日报刊发,在部队引起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兵种主要领导李人林同志,曾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对杨正豪指名表扬。
后来,我也离开了九支队,调到兵种政治部组织部当干事。
我从宣传科到兵种组织部以后,工作上振奋昂扬的精神状态依然在持续,直到基建工程兵撤销的消息传来,不得不另去新的天地,离开了念兹在兹的基建工程兵部队的老领导和战友。
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留恋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