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刀下留人”的画面，而在现实生活的司法历史上也曾奇迹般地出现过“枪下留人”的一幕。
2002年4月29日，一名叫朱占平的西安律师，以最快的速度冲刺到最高人民法院李武清庭长的办公室，在一名死囚犯即将执行枪决的四分钟前，为他的争取到活下来的机会。
从此朱占平这个名字在司法界声名鹊起，他对生命的负责和对法律的忠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也预示着中国法治的光明。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朱占平律师的故事。
朱占平
一、为死刑犯代理辩护1953年10月，朱占平出生于陕西子洲县老君殿镇，从小正义、负有责任感的他，学业有成后，成为一名实事求是、客观报道的新闻记者。
本以为他会在这个行业闯出一片天地，但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打乱了他的职业规划。
1980年，朱占平的家人和当地权贵因为土地房产问题发生纠纷，官司打了十年都没有结果。朱占平从中意识到仅仅依靠报道事实，无法真正做到为群众发声，同时深深体会到法制对于人们的重要性。
于是在1986年，33岁的朱占平不顾旁人异样的目光，开始挑灯夜读，自学起了法律知识，并在同年取得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证，正式弃文从法，成为一名律师。
朱占平
在从事法律行业的这些年中，他代理了无数案件，拯救了一个个在地狱门前徘徊的灵魂，但其中有一个案件让朱占平记忆犹新，并且成为了他心中永远难解的心结。
2001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多，在西安一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朱占平，当时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突然来了两个神色紧张的人。
他们一进来就说道：“朱律师，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
只见一位男青年搀扶着一位身穿破烂棉袄的老汉，正一脸焦急地看着朱占平，于是他立马请二人坐下，询问对方遇到了什么困难。
老汉开始哭诉道，他的儿子叫董伟，现年26岁，在2001年5月2日和刚谈的女友以及女友的同事，三人一起吃过饭后，就准备到延安电影院的舞厅玩，到了舞厅门口，两个女孩子先行进去，而董伟则在后面买票。
这时旁边一名叫宋阳的男子拦住了董伟的去路，说道：“你好了不起，一个人同时带两个女的，不然把长得高的那个让我玩一玩”。
董伟在面对如此粗俗无礼的言语时，并没有一时冲动，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你自己也有，回去玩你自己的”，说完便准备离开。
而宋阳却因此被激怒，便伸手拦住董伟，随即又抽出腰上的皮带不停朝董伟头部和背部抽打，但董伟只顾着应付殴打，并没有主动还手，幸好还是在旁边两名舞厅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将宋阳给拉开。
董伟怕宋阳不会善罢甘休，便讨好地拿出两盒香烟给宋阳，请他照顾下情面，并以示和解。
宋阳接过香烟便转身离开，而董伟在门口一直等不到女友他们出来，便去附近十几米远的电话亭准备给家里打个电话。
可刚走到电话亭，就见宋阳叫了几个兄弟再次返回，一看见董伟便立马冲上去抓住他的头发，其他人则抱住董伟的腰。此时董伟的一条腿已经跪在地上，在面对几人的殴打，董伟顺势从地上摸到一块砖头，朝宋阳的脑袋砸了两下，当即宋阳就松开了手，董伟便朝旁边的小巷子跑了。
宋阳的同伙见其倒地，马上将他送往医院，害怕出意外的董伟，中途还让女友去医院打听情况。可七天后，宋阳还是因为颅脑损伤严重，导致呼吸中枢衰竭而死亡。
检方也以故意杀人罪对董伟提起诉讼，案件经过审理，一审法院认为董伟以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特判处死刑。
听完老汉的叙述后，朱占平决定代理此案，并表示：“如果事实真如你说的，那显然存在自卫情节，法院对董伟判处死刑就属量刑过重”。
但他作为一名专业的律师，显然不可能仅凭老汉的一面之词，就确定整个案件，一切还要靠证据和事实说话。
于是元旦过后，朱占平立马赶赴延安，开始对董伟案件进行调查，他查阅了与案件相关的所有资料，并会见了关押的董伟，进行详细的取证。
在查看案卷时，他发现一位姓“靳”的摩托车司机的证言，是定案的主要证据，于是朱占平便对这份证言进行仔细地分析。
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靳某的证言有矛盾之处，其中靳某说：“在案发时，有一个头戴帽子、身穿运动服的青年站在一旁观看”。
而这个青年叫高某，也是后来将宋阳送到医院的人。但高某本人却表示，自己是在宋阳被打后才赶赴现场的，而且还有两名证人能够证明，高某在案发时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朱占平发现这一线索后特别高兴，但光凭这一点想推翻整个案件，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又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大街上及出租车站点奔走数天，终于找到了案发当天拉宋阳到医院的司机，并根据司机的叙述，朱占平又发现了许多疑点。
在了解完整个案件经过后，朱占平立马返回西安，挑灯写了一份周密完备的辩护词，于2002年1月23日交往省高院。在辩护词里，他详细列出案件存在的各种疑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朱占平认为董伟案件明显属于防卫过当，虽然也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远远没达到要判处死刑的地步。
在递交辩护词后，朱占平多次赴法院询问案件情况，他认为自己的辩护词写得非常充分，应该有很大的希望会改判，但实事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2002年4月27日，朱占平收到确切消息：二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
这个裁定不仅让董家人如临深渊，也让朱占平为此愤愤不平，但他更多的还是难过，作为一名律师，他知道裁定结果一出，很快就会执行死刑，所以他决定立即赴北京去找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二、紧急申诉，四分钟枪下留人当时正值五一节，是出行的高峰期，没办法在车站买到票的朱占平，花高价在票贩子那里买到一张当天去往北京的火车票。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4月28日一大早，朱占平就站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门口，但是却被值班的工作人员拦在门外。
朱占平拨打了无数个电话，才终于联系到刑庭的一位女法官，她将朱占平带来的申诉材料拿了进去，并表示会尽快审查，这让朱占平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一点。
本以为这下肯定没问题了，结果在下午5点左右，朱占平正在餐馆吃饭，接到董伟父亲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就听见电话对面放声大哭的声音，董伟父亲边哭边说，法院刚刚通知他，说明天上午10点30分对董伟执行死刑，让家属到延安来收尸。
朱占平听后，急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完，就开始想办法，但现在都已经快到下班点，再赶往最高院也来不及了。于是，他又开始挨个打电话询问，但最终都徒劳无功。
当晚北京下起了倾盆大雨，而朱占平也是心急如焚，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法院还没上班他就已经在门口等着，当时距离执行时间仅剩两个小时，时间紧迫，任务重大，朱占平决定先找到昨天收他材料的那位女法官，但一直都没有见到人影。
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徒劳无功地寻找，于是又开始挨个给法院打电话，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没有结果。
直到上午9点40分，董伟的家属又给他打来了电话，电话里的声音绝望地说道：“谢谢你，朱律师，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全力了，但现在囚车已经到看守所门口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朱占平默默地听着，内心早已下定决心，他不想眼睁睁看着这样年轻的生命就此消失，只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只要没听见枪响，我就不会停止努力”。
想尽所有办法的朱占平，在9点45分时，使了个小手段，领到一张入门券，成功混入最高院的大门，一路冲刺找到刑一庭的副庭长李武清，进到办公室没有任何问好，朱占直接用最简练的话将整个案件情况和他申诉的理由，向李武清叙述清楚。
李武清听完后，马上查阅申诉材料，同时一面向最高院院长递交呈文请求暂缓执行枪决，一面又联系董伟案件的一、二审法院，但由于电脑未连网，李武清只能辗转询问联系方式。
在10点15分时，这时距离执行枪决仅剩下15分钟，董伟家属电话联系朱占平说：“武警已经在做准备工作，看样子就要执行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而此时的李武清还在询问电话号码。
10点24分时，李武清终于联系到本案的执行法官，他直接问道：“目前是否在执行董伟的案件？”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李武清又继续追问：“开枪了没有？”
终于在得到未执行的答复后，李武清立即说道：“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的，现在通知你将董伟案的执行推迟到下午3点，期间我们会再给你新的指令”。
执行法官听到这个通知后都快蒙了，从来没有遇到到这样的情况，预感到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便追问对方是谁。
李武清回答道：“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的李武清，请你保持手机通畅，到时候省高院会给你新的指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此时朱占平看了下时间，显示为10点26分，距离行刑仅剩四分钟，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比赛，他终于赢了。
直到最高院的“暂缓执行命令”签署下来，朱占平才彻底松了口气，四月底的天气不算太热，但朱占平早已湿透了衬衣。
这时朱占平又接到了董伟家属的电话，对方激动地大哭道：“救下来了！朱律师，太感谢你了”，说了无数句感谢的话，此时朱占平也被热泪浸湿了眼眶。
难以平息激动心情的他，紧紧握住了李武清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道谢，为国家有这样认真负责的法官表示自豪，同时李武清也对他致以最高的评价：“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敬业的律师”。
确实在很多律师看来，案件到了要执行的地步，就不会再去争取这渺茫的希望，但朱占平却认为：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他都会尽力做到最后，想要把法律的公平和公正留给当事人，毕竟一旦成功，挽救的就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枪下留人”后，朱占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内心的欣慰，这也并不代表董伟案就此结束，接下来还要进行死刑复核程序，那朱占平的努力能换来好的结果吗？
三、执行枪决，致力为死刑犯辩护最终董伟案在经过省高院四个多月的复核之后，认为一、二审法院审理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形，于是作出了终审裁定，维持原判，并于2002年9月5日执行枪决。
当朱占平在接到法院的通知时已经是九点多，而董伟在八点就已经执行死刑了，朱占平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所作出的努力，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在董伟案件的背后，还牵扯到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宋阳抢救无效死亡后，他的妹妹因为承受不了打击，也跟着自杀身亡，虽然两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案件本身也是存在一定问题，就是董伟和宋阳在互相扭打的过程中，除了董伟自己的供述外，没有其它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他是属于正当防卫。
虽然在案发当晚宋阳的同伙也在现场，但在法院审理案件时他们都没有出庭作证，只是写出了证词，由此在程序上缺乏了一定的保证。
而且本案在进行二审时，并没有公开审理，因此朱占平也无法进行口头辩论。
虽然“四分钟枪下留人”事件一发生，让朱占平这位普通的律师在司法界一下声名远播，但董伟的死还是给朱占平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作为一名律师，他认为自己没有在法律上帮助到董伟；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又很同情董伟家属因此失去亲人，朱占平眼看着这个自己贯注了所有努力，都没有换回来的年轻生命逝去，他感到无能为力，这也是朱占平一生的遗憾。
从董伟事件过后，朱占平一直在思索中国的死刑制度，似乎是为了要弥补董伟在他心中的遗憾，朱占平决心成为一名专门为死囚犯辩护的律师。
朱占平也因此遭受了众多的不解和无数的攻击，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认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拯救，无论是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没有人生来就是恶魔，每个人都有对生命的渴望，在绝境时，都希望有奇迹出现，而朱占平愿意做那根拯救深渊人的救命稻草。
结尾2007年国家进行了司法制度的改革，统一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用健全的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而如今“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司法精神，也慢慢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