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杨意 2021年5月5日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杨意谈心｜微信id：DrYiYang
如之前所说，自杀令人感到难以启齿，家人和周围的人都不愿意去谈。自杀会让活着的亲友在亲戚、邻居、同事中变成被议论的对象。
想说出来的人，可能因为其他家人的严禁、反对而不能说。甚至有时亲友之间会互相埋怨，导致本来只能依靠亲人彼此抱团取暖的刚经历过丧子之痛的父母们，反而连这个安全的港湾都没有了。
丧亲之痛很深，却缺少途径疗愈。而心理咨询师正可以弥补这些被阻断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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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建议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帮助。
眼动脱敏再处理疗法（EMDR）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够降低自杀幸存者的创伤的疗法，此外还有其他循证治疗的方法，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咨询师、医生和疗法。
孩子的自杀往往给夫妻关系带来重创。比如，一方指责另一方要为死亡负责。
即使双方没有互相埋怨，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哀伤进程可能步调不一致，比如一方始终走不出来，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对家庭的责任也停止履行，造成另一方在耐心等待之余的不满、烦躁、积怨。这时，夫妻心理咨询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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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体心理咨询和夫妻心理咨询之外，自杀幸存者互助小组或者丧亲哀伤小组也很有帮助。和其他自杀幸存者或丧亲者的互动能够减少羞耻感和改善孤立无援的处境，也能让我们把自己的哀伤反应和其他人的反应相比较，通过看别人在类似处境中如何应对和如何努力学习新的适应方法，供自己借鉴和尝试。
除了参与正式的小组，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和有类似经历的父母私下接触交流。
不论采取个体咨询、夫妻咨询、团体辅导或其他自助方式，我们需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自杀丧亲的疗愈往往是一个漫长、缓慢适应、逐渐赋能的过程，没有快速的解药。
如果有人说“你太沉浸在往事不能自拔，你应该向前看，不要作“祥林嫂”，他（她）虽然是善意的，道理也对，但是他（她）可能对丧亲哀伤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
丧亲哀伤不是可以“让它过去的”，只能“和它共存”，不能“忘了它”生活，只能“带着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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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内心很矛盾、纠结、错乱，那是正常的，因为自杀所引发的情感本来就是错综复杂的。
可以考虑在咨询师的引导下，用内在家庭系统疗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分别看到内心哀伤的、愤怒的、愧疚的、恐惧的那些部分……和我们内心不同的部分分别共情。
虽然悲伤、愤怒、愧疚、恐惧等等仍会存在，但我们变得可以和它们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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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需要觉察内心是否存在脱节于现实的想法。
一方面，我们的愧疚感是否符合现实？有时当事人确实难逃关系，但有时当事人的愧疚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过度的、无谓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边接纳我们内疚的真实感受，一边愿意以开放的心态浏览事实、分析逻辑、区分主观情感上感到的责任感和客观发生的责任认定。
另一方面，我们心中对死去的孩子的印象是否符合现实？
父母固然非常了解孩子，但是随着孩子长大，如果我们对孩子的观察、了解、理解没有跟上步伐，我们头脑中的孩子可能停留在过去，而偏离了他（她）现在和后来的样子。
即使对于没有抑郁症的孩子，父母也得真正明白和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虽然我觉得我了解我的孩子，但其实我不一定了解我的孩子，哪怕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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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有抑郁症的孩子，这就更明显了。因为有抑郁症的孩子往往把自己的内心隐藏得很深，看起来一切正常，没听他（她）主动提什么，问起来也都是“还好，就那样”，家人天天在一起却并不了解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加上有时出于可以理解的情感需要，父母会把孩子贴上简化的极端化的幻想性标签。
比如，“他一直是一个非常阳光的男孩子，性格好，成绩好，人缘好，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就是因为失恋了，他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极其重感情的人，才会钻牛角尖。”
事实上，可能的确是这样的，但也可能比这个要复杂得多，而父母下意识选择性遗忘了孩子在世时的种种不足和缺点，美化了孩子，简化了自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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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觉察我们自身的安全性。
自杀是有传染性的。身边有人自杀过的人，把自杀当作一个可供考虑的选项去琢磨、计划甚至尝试的几率，高于没有接触过自杀的人。
为人父母的丧亲之痛，让有些父母感到“孩子都不在了我活着也没有意义了”。这也是伴侣之间应该特别留心的地方。
比如，如果丈夫虽然悲痛但是基本恢复工作生活，而妻子陷于哀伤难以自拔，丈夫需要注意妻子是否会悲痛欲绝，也想“去”了算了，而有自杀的意图甚至举动。
即使没有自杀意图，丧亲的父母的世界（之前以孩子为中心和重心的世界）瓦解了，自我价值、活着的意义、未来规划等等都受到莫大的冲击，需要重建。
过程中，进行有关存在主义问题的哲学阅读、思辨和讨论，是抒发情感、梳理思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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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是如何理解自杀。
对于自杀者，自杀不是因为想死，而是因为活着实在不堪忍受，为了结束现在的痛苦，才选择了死亡。因此可以说自杀是死者认定的重拾控制感的方式，而且是唯一方式。
如果生活是失控的，唯一能控制的是自己的离开、生命的结束，那我们是不是能接受死亡是一种权利？这类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难就难在，没有答案。
不论我们有多少个 “为什么”和“如果…是不是就不会…”，唯一有可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人已经不在了。有些问题无处找寻答案，这成为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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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觉察处境的适当性。
自杀的家庭，可能家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程度不一的矛盾，有时甚至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家暴、儿童虐待、酗酒等。
自杀不过是让自杀前本来存在的问题如冰山一角般浮现。而自杀后，原本就功能失调的家庭，可能爆发更多的矛盾，互相埋怨、找家庭某个成员当替罪羔羊来泄愤。
如果我们处在虐待、有毒的环境中，需要积极地找外界资源帮助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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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杀是悲剧，但还是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这一概念。
研究发现，有的丧亲者在遭遇到亲友自杀的创伤后，面对压力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复原力，增加慈悲心和亲社会行为，更加珍惜热爱生活。有些家庭在出现亲人自杀的危机中，也反而能彼此更为亲近、纽带更为坚实。
有什么办法能促进创伤后成长呢？
这就要回到前文中谈到的哀伤双程模型，在恢复导向行为中有“做新的事情”和“新的角色/身份/关系”。
比如，担任自杀防治团体的志愿者。在投入防治他人自杀的过程中，对自己孩子的自杀之痛，是一个间接的弥补，虽然自己孩子的自杀已不能挽回改变，深感无力，遗憾无限，但是在帮助预防他人自杀的过程中，却能体会到希望与力量，这是极具疗愈功能的。
虽然自杀给生者的阴影是持续的甚至永久的，无法忘怀，但是在哀伤的杀伤力中，人有能力把杀伤力转化成建设力，灌注到于人于己有益的事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