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以往明星扎堆开餐馆、做投资、玩潮牌不同,有浸淫多年的老本行,熟稔的全产业链结构,一两个靠谱的合伙人,一款商业模式和思路清晰的互联网产品,再来那么点粉丝效应帮助提升流量和口碑,现在有不少明星挽起袖子跳进移动互联网大潮,万事俱备,只欠创业,现在迫切要做的,是弥平舞台和生意之间的沟壑。
互联网的开放、包容性给了创业者无数的可能。在行业内浸淫多年,积累了打量资源的明星其实也具备很好的创业基础,这不,放眼望去,高晓松带着宋柯要挑起阿里音乐的大梁了,郑钧这个摇滚浪子现在也要为音乐人做点事了,黄健翔瞄准的是足球怎么可以更普及更方便玩耍。但是,弥平舞台和商业之间的沟壑,打通自身的商业链路是明星创业最大的难题,因此,修炼几项 “防身术”必不可少。
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虽然郑钧当初面对既是投资人又是好友的孙陶然和张向宁时,手上连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都没有,但是不妨碍他脑子里有呀,别以为投资人都是傻子。
是否有一两个靠谱的合伙人?永远相信合作的力量,明星创业往往不缺想法,缺的是运营的把控和具体执行。就像“商业思维并不很强”的黄健翔需要白强一个道理。
是否具备产业链上下的资源整合思维?郑钧和黄健翔都在各自的领域浸淫了20多年,并且尝试过多个角色,人脉资源不说,更多的是对行业的理解,当然,还要有整合的能力,而不是打败谁,郑钧就从不把唱片公司当敌人。
看明星创业做啥,这样追星才酷嘛
郑钧六年打磨出的APP想怎样拯救音乐人?
今年5月,全球首款“众创+共享”的音乐协力创作社交应用平台“合音量”诞生,这是郑钧花了六年时间才想通的利用互联网重新激活原创音乐行业方式,他要用这个“武器”来为音乐原创者正名。
郑钧早就听高晓松提起这件让他放弃很多其他机会的“重要决定”,“音乐产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被激活,这挺好”。而谈起他自己正在做的项目,郑钧比在最近浙江卫视热播的亲子节目或者2013年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里,表现得更加专业和严谨,或许是因为,他在这款思考摸索了六年时间的APP上倾注了过多的心血,“合音量会是我的最后一个创业项目”,郑钧说。这之前,他还曾参与创办动漫公司,投拍动画电影《摇滚藏獒》。
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奋斗过半辈子的音乐事业。
虽然不愿意谈及商业和盈利方面的更多细节,但却很有信心地说起“如果有一个模式真的能赚钱,只有我知道”。对于音乐,对于商业,对于手中这款产品,他已经想清楚未来它会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思考
郑钧很“伤感”地承认,近年来,好的音乐作品几乎没有。
为什么?就像作为一个音乐人,远没有作为一个儿子的明星爸爸上娱乐节目更具卖点。“音乐行业里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流向了电视”,因为单纯做音乐可能无法更有成就感。宋柯也曾表达过相同的观点,“整个行业留不住人,制作人、创作人、录音师、乐手,稍微有点别的本事都去干别的了”,音乐行业到了一个,只有高风险、机会主义,却没有高回报的状态,“这个行业没有人做,更别提优秀的作品。”
这就涉及到整个音乐产业的分成模式。在音乐行业二十多年,郑钧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之一”。在他的描述里,音乐行业的既得利益就两种人,一种是掌握版权大头的唱片公司,二是歌手。反观作品的原始创作者,比如词曲作者、编曲等收益甚微,这导致这个行业逐步退化,现在只剩下歌手站在台前,不得不演唱着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
郑钧一边感到心痛,一边琢磨着得改变点儿什么。想想自己年轻时的北漂经历,他觉得是整个行业链条没有给年轻人,给优秀的民间作品留有足够的空间,是否能提供一个平台去激活那些有才华的音乐人,让他们以最低的门槛入行,将自己的才华变现。
为了这个疯狂的想法,郑钧准备了六年。这六年里,移动互联网慢慢全民普及,实时交互成为可能,再者,国家对于影视行业出台规范之后,音乐版权相关政策也即将制定,这让单纯的音乐播放平台地位岌岌可危。
在最后成型的合音量1.0版本,任何人都可以到平台来创作音乐作品,可以是碎片化的词、曲、演唱或者编曲等一个或多个环节。经平台打造成完整的作品,然后进行售卖,售出后按照约定的分成比例将收入分享给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享有歌曲版权的一部分。
版权和由此带来的收益可以最大程度地激烈音乐人的创作热情,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同时还是获利者,“创意变现的过程会大大缩短,创作也不再是少数精英份子的特权,创作的门槛将会被降成零。”这在以往的音乐行业中是不存在的。
找到专业的头脑,这十分重要
在探讨整个项目的商业模式中,郑钧反复提到“专业”二字。
合音量指定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它的介绍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版权产生模式是:做出最大贡献的词、曲作者各占30%,编曲制作在传统的音乐版权分配制度下是没有版权的,一般按次数付费,但其实租用录音棚和相关设备费用不菲,所以在合音量的版权分成中占比30%,反而是演唱只占到10%。“歌手在现有的体制里分到太多,而且不光是音乐本身,他还可以享受到后面衍生出来的东西,创作人则往往没有”。
版权分配的计算系统由项目的天使投资方拉卡拉提供技术支持,利润分配原则基于又是唱片公司老板、制作人、词曲作者,还是歌手的郑钧自我体验后得出的结论。在这个语境里,他认为自己就是最专业的。
当然也有他认为自己不够专业的地方,这时候就要“尊重专业人士的经验和判断”。这也是郑钧从他上一个创业项目《摇滚藏獒》中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之一。服务如何与大数据结合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合音量是一个全新首创、没有可参考模式的新玩法,怎样设置玩法,后期专业团队如何提供加工服务,是最终能否持续产生好作品的关键。
产品的模式可以抄来抄去,但最核心的一定不是找技术大拿、产品经理、对接人员,这些用钱都可以解决,最后能不能做成是落在执行上,对项目的判断基于对唱片行业的了解以及整个运作规律、价值和贡献的认识,思考的是如何与“互联网+”做一个有机融合,难就难在“+”这块,平台的服务如何有效的叠加到数据上面去,或者反过来,数据层面如何叠加上优质的服务,这是很大的难题,“也是合音量的核心商业秘密”。
“我能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干了二十年,我的人脉、判断、我的专业素养决定了我能做这件事。你换一个人,做不了这件事,互联网+的好处就是还是需要尊重专业人士,加的就是专业人士。”郑钧说。
合伙人也是,郑钧找到了懂金融的拉卡拉创始人孙陶然,和深谙互联网的万网创始人张向宁,在甚至没有准备商业计划书的情况下,郑钧将脑海里关于“合音量”的模型说给两人听,一个是在飞机上,一个则在酒吧里。天使投资就这么来了。
也谈情怀
摇滚青年是不是就该有一种就算不赚钱也要死磕的情怀?郑钧从来不这样想。
至少他把这个项目拿出来的时候,已经计划好了后面的事。在他看来,掂量情怀和赚钱之间关系根本属于伪命题。“一个矛盾的人才会说情怀和赚钱相矛盾,因为他在为他的不赚钱找一个借口,说是为了情怀”。郑钧认为只有一样,可以称之为情怀,那必然不只是个人的欲望,而是对别人产生意义或者创造改变世界让更多人受益的,那才是,有情,有胸怀。
“一个真正的有情怀的东西必然会引发很多人去追随那个方向,它自然会带来盈利模式。”为了作证自己的观点,他还举了乔布斯的例子,“谁的情怀比得上乔布斯?又有多少人赚得钱比他还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情怀,与本人获得物质财富同样有价值,也从来不矛盾。
郑钧现在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快速的赚钱——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个必然结果。现在他要做的是,在大的互联网公司还没有把它吞掉之前,让项目的延展性足够的好,并且与大公司寻求资源的整合。
合音量上线之初就举办了“简单生活 自由自在 全民合写一首歌”的征歌大赛,获胜的歌曲将拿到100万元的奖金,再按比例进行创作者的分成。“历史上我们的音乐消费模式是被动的,天才们写歌,人们去消费它,免费或者花钱去听,未来的模式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多向的,而合音量只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