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视的节日，那些传统的仪式和规矩中充满了敬畏与守望的意味。梁实秋笔下的春节是小孩子“吐槽”的对象，老舍眼中的春节充满了京味儿，林语堂描绘了逛庙会的有趣场景，沈从文家乡湘西的焰火最为著名，莫言憧憬着喝一碗腊八粥……在这些文学名家的妙笔之下，过年的场景有了独特的意蕴，令人回味。
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卢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除夕夜，一交子时，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梁实秋《过年》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鲁迅《过年》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惯例，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们，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老舍《北京的春节》
北京城外一里远，有个巨大的道士庙，叫白云观。由正月初一到十九，北京的男女老幼好多人去逛……男人举行徒步竞赛，女人有赛车，还有成群的人到那儿去会“神仙”……“神仙”也许像大官儿，也许扮作乞丐，也许像狗，也许像驴。
——林语堂《京华烟云》
记得那时我所欣赏的，是“六神牌”和祭品盘上的红纸盖。这六神牌画得非常精美，一共六版，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平时折好了供在堂前，不许打开来看，这时候才展览了。祭品盘上的红纸盖，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禄寿喜”、“一品当朝”、“平升三级”等字，都剪出来，巧妙地嵌在里头。我那时只七八岁，就喜爱这些东西，这说明我对美术有缘。
——丰子恺《过年》
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城厢内外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有时自告奋勇帮忙，许可拿个松明火炬或者背背鼓，已算是运气不坏。
最后集中到个会馆前点验家伙散场时，正街上江西人开的南货店、布店，福建人开的烟铺，已经放鞭炮烧开门纸迎财神，家住对河的年轻苗族女人，也挑着豆豉萝卜丝担子上街叫卖了。有了这个玩灯烧灯经验底子，长大后读宋代咏灯节事的诗词，便觉得相当面熟，体会也比较深刻。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我曾经十分地向往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锅，支设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们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他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在等待着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莫言《过去的年》
长大了些，记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绪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亲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烧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里，非常的白，紧接着飞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灭；先下来的灭了，上面又紧跟着下来许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还记着这个。我也的确感觉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间。
——老舍《老舍自传》
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人，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胡适《四十自述》
那时我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面的东南山窝里，附近只有几个村落，进烟台市还要越过一座东山，算是最冷僻的一角了，但是“过年”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精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父亲呢，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在海军学校上学的不但有我的堂哥哥，还有表哥哥，真是“一表三千里”，什么姑表哥，舅表哥，姨表哥，至少有七八个。父亲从烟台市上买回一套吹打乐器，锣、鼓、萧、笛、二胡、月琴……弹奏起来，真是热闹得很。
记得我们初一早起，换上新衣新鞋，先拜祖宗，我们家不供神佛。供桌上只有祖宗牌位、香、烛和祭品，这一桌酒菜就是我们新年的午餐。然后给父母亲和长辈拜年，我拿到的红纸包着的压岁钱，大多是一锃亮的墨西哥“站人”银元，我都请母亲替我收起。
我童年的生活中，不光有海边山上孤单寂寞的独往独来，也有热闹得锣鼓喧天的时候，那便是从前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做的。
—— 冰心《繁星·春水》
每年正月初一，我们小孩子都要跟着大人去朝庙子。象高庙子何家寺总是有许多妇女在那里烧香，连平日不大出门的年轻姑娘，也打打扮扮出现在神的面前。一些卖各种玩艺儿的小贩，便把平日不大看见的纸风车，一按就发出叫声的泥娃娃，用木片做的能舞关刀的人物，以及红红绿绿的老翻花，通插在草把子上面，用手高举在头顶，往来人群中兜售。而大人和小孩，也在庙里尽量地游戏，有的抽陀螺，有的扯响簧，有的摇巴郎鼓。至于单独一响的炮竹声音，则常常在人丛中，一声声地响了起来。硝磺的气味，便不时浓烈地触人的鼻子，这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日子，小孩子以至大人，都在常常盼望这一天的。
——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