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毕业于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的洋行白领阎瑞生见财起意，勒死花魁王莲英，劫走财物。案件轰动一时，经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发酵，此案成为当时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电影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美国长故事片在中国特别受欢迎。中国市民们也早已不满足于《定军山》这样“又老又土”的电影了，更何况民国全面学洋，久而久之，几乎变为全民“崇洋”了。洋东西自然是好的，洋电影自然也是好的，所以当时十里洋场都以看洋电影为时尚（鲁迅先生就特别爱看电影，据说每月必看两回）。当然，爱看洋电影也不光是因为当时全盘西华，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本土电影业实在是不旺（谁不愿意看本土的好电影呢？），当时的中国故事片都是不足20分钟的短片，连现在半集电视剧都没有。
所以，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就促使着中国电影人拍一部本土长故事片（历史具有必然性），拍电影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剧本。这时候，阎瑞生案的故事离奇曲折、骇人听闻、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搁现在话讲就是有话题度），尤其是刚刚发生，趁热打铁最好。
于是，当时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的徐欣夫、陆涵章、顾肯夫等人联合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活动戏影部就开始立项、投资、拍电影了。
舆论攻击一件事物，当它具有开创性时，它往往会带有另外的意义。中国空前的长故事片《阎瑞生》不出所料的票房大卖，短短一个星期就收入四千多大洋，这一火，就烧红了不少人的眼睛，同样是大名鼎鼎的大导演张石川（同样也是明星公司总经理）联合名编剧郑正秋。推出了更加骇人听闻、更加重口味的《张欣生》，据说影片中开棺验尸一幕中用湿面粉混墨水制作死者的五脏六腑（可能在如今的电影中不算什么，但是当年绝对算是史无前例，足够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但是，民国时代的中国毕竟总体还是保守的，太过重口的内容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估计当时全世界都难以接受）。于是乎，舆论大哗，对《阎瑞生》和《张欣生》大骂不止：“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也”。意思就是这种罪恶之人，丑陋无比，让世界都知道，不是宣扬家丑吗？
更关键的是，阎瑞生在被捕时供认案情，谋杀情况都是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很有可能是《福尔摩斯》，因为当时阎瑞生被捕时已经有八部福尔摩斯电影和二十多集剧集，知名度和流广度都很高），这就更证明电影的坏作用。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小部分地区禁映了《阎瑞生》和《张欣生》（时局动荡，北洋政府无力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审查机构和相应的审查制度）。
历史意义《阎瑞生》是我国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我国第一部被禁的影片（虽然是小部分地区），它代表着我国电影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能满足国民的观影需求的时代。也刺激了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电影创作开始了有序发展。
参考：《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