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道德语境的对错判断，冤案在司法日常中总是难以根除，不能只归结于司法机关的不负责任或者不够明智
余丰泳
在30岁生日那天，约瑟夫·K被莫名其妙地逮捕了，罪名不详，唯一的猜测是有人诬告了他。奇怪之处在于，到了初审的法庭上，K对自己所涉嫌的犯罪仍旧一无所知，他也无法从法官那里获得丁点的确凿消息。
但是，对于K被法院起诉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K被卷入了诉讼，就连K在乡下的叔叔也知晓了。一开始，K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而已，随后他也越来越陷入担忧，不自主地寻求着各种各样的帮助，律师、客户、画家甚至是牧师，只是所有的帮助看上去都不怎么靠谱。这样无果而终地熬了一年，在31岁生日的前一天，K像狗一样地被处决了。
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名为《审判》的故事，作者卡夫卡想表达什么?大概就像小说中借牧师之口讲述的那个寓言“在法的门前”一样，充满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K和金子相似的遭遇
哲学家怀特海德说，所有的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它指向的绝不是法律的技术层面的，更像是从宏观上表达对卡夫卡法律观的看法。
卡夫卡是一个法学博士，可他厌倦法律。与这个现实相仿，卡夫卡写作中展现的东西也一样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小说中的情节寡淡，更像是各个片段之组合，时不时还穿插了K的私人情感中的小纠葛，另一方面，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有着大量丰富的细节予以表现，那些片段看起来如此真实，不像虚构的世界。
所以，仅仅以怪诞、反讽来理解K所遭遇的审判不公，或者认为小说是在控诉奥匈帝国时期司法制度之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很明显，尽管可能有冤，但卡夫卡要表达的重心不是伸冤，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写有关K案的证据和事实。
这本身就可能是有意为之的。真相，只是在本人看来是一个客观存在，而要将其展示给外人看，显示出来的，始终是模糊的样态。对外部的观察者而言，所依靠的只有推测。处在K的周遭的旁观者们，也不仅仅是每天送早餐来的格鲁巴赫太太、住在隔壁的比尔斯特纳小姐、他乡下的叔叔、客户给他介绍的画家，当然包括了司法机关的那些裁判者们。
个体自我标签的“冤”，在旁观者看来，就成了“疑”，尤以裁判者的眼光最为困惑、最为迫切地想要了解事实，因为他们要承担审判的职责。在这种对立之间，两者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司法者的种种努力是要解惑，但未必都有成效。撇开道德语境的对错判断，冤案在司法日常中总是难以根除，不能只归结于司法机关的不负责任或者不够明智。
可能通过K的审判去展示法律的面目不够明晰，毕竟卡夫卡惯用隐喻，文风又压抑。如果要为此寻找一个更为简明的版本，会发现日本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是个绝佳的参照，尽管它属于另一种表现形式，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时代。
像K一样，主人公金子徹平也是突然被卷进诉讼的。在沙丁鱼般的地铁中，所有人都紧紧挤在狭小的空间中，金子下车之际，被一名15岁的女生拉住了，后者指控他有“咸猪手”的行为。于是，金子原本要见的求职面试官，变成了审讯他的警察。
影片一开始就展示了相同情境之下的不同遭遇，另一名承认猥亵行为的中年大叔交了罚款，当天就被释放了。为什么认罪的的待遇如此“优厚”，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被裁判者与司法机关，自我与旁观者已经达成了一致，不管是否真的发生，疑虑都已经暂时消解。
金子当然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脱身，值班律师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他了。他当然地拒绝了，理由是他没有做过。这本不是一个理由，而是一个事实，可是当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这些司法人员去审视时，就变为了两种可能性：确实没有做过和做过而不承认，以常理和经验来看的话，往往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上，K和金子所遭遇的警察审问方式都是没有分别的。
旁观者的态度
面对“我怎么就被捕了”的反问，两个警察并不回答K。只不过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了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一边承认自己不懂法，一边还叫冤呢。”在金子的案子中，警察刚处理完一件电车猥亵案，见面就冲着金子说：“惯犯了吧。”不耐烦的检察官甚至等不及听完金子的叙述，就结束了取证，并对金子说：“别以为死撑到底就能混过去，我能看清你狡猾的本质。”即使是值班律师，在给出他的那些建议之时，内心也是朝向金子“做了”的这一边。
突然卷入诉讼，不是平白无故的。即使K的案子里没有言明，也有诬告的猜测，但在K看来，是诬告;在其他人看来，就只是告，不见得被“诬”。对金子非常不利的是他是“现行犯”——有女学生的当面指控，事发时金子确实又是和被害人挨在一起的。一个是鼓起勇气的未成年少女，一个是面无表情的无业青年，人们会更相信谁，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卡夫卡隐去证据，不走伸冤的套路，然后不厌其烦地展示各个旁观者的态度。
若仔细咂摸这些人的态度，除了他的卡尔叔叔之外，还有谁相信K?以牧师为例，他和K的对话中实际上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他对K没有偏见，因此不会掺杂其他因素;其二，他不觉得K无罪，因为当K否认自己犯罪时，他反驳道：“说得没错，可有罪之人都会这么说。”金子的妈妈刚开始也不相信她的儿子，包括后来尽力帮助他脱罪的女律师起先的态度也是不信任，后来才转变。
在这个意义上看，卡夫卡的小说和周防正行的电影，不同的表现方式之中蕴含着惊人一致的内核。
当K认为每个与他的案子有关的人都对他怀有偏见并影响到其他人时，牧师说：“判决绝非一蹴而就的，从诉讼到判决的过程是缓慢推进的。”反观电影，简直就是围绕着这句话来铺陈剧情的。
金子一共经历了12次庭审，对于一个电车猥亵案来说，实在是够漫长的了。这部写实的法庭电影，更像是一部纪录片，事无巨细地记录了每一次庭审的进程。影片展示了金子一方为证明“无”所作的各种努力，有些是直接面向事实层面的，比如，寻找那个曾经对站台员说过“那个男人只不过拽了被门夹住的上衣而已，我觉得他不是流氓”的女性目击证人，模拟拥挤电车下被告人是否能够进行猥亵的实验并呈示给法庭。还有一些是为了给法官施加心理压力留下加分印象的，比如，找更多的人来旁听案件的审理过程。只是旁听者中，竟然还有金子的前女友，这难免让金子感到尴尬。
庭审并无辨别真相的魔力
就法庭片而言，绝大多数电影会选择去展示戏剧性的反转场面，或者激昂澎湃的辩论，但是，那些都不是法庭审理的常态。实际上，《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这部电影中的法庭审理更接近于真实境况，交叉着的繁琐询问、依次出示的各类证据，还有理性平和的总结陈词……这是一场耗时耗力的持久战。
和凶杀、强奸等重大案件比起来，金子的案子也实在是不起眼。就是因为不起眼，会让人把目光集中于庭审的繁琐程序上来，以此还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误解，即案件虽然进入了法庭，但庭审本身并无特殊的魔力来辨别真相。
电影中，最终的判决结果是金子有罪，这也一定会让人想要去指责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弊病。但这样的处理，反倒是导演的高明之处。观众一路看下来，仿佛也如旁听者一样，观摩了漫长的12次庭审。从屏幕之外看来，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地引导观众期待着主人公能够最后脱罪：不仅得到了另一个冤案当事人的积极帮助，而且人海茫茫中的女证人都找到了，集合大量群演的模拟实验也表明金子无法下手。可是，当这种期待越来越满的时候，有罪结果的反差会更强烈，“正义之裁”(本片另一个中文译名)就有了反讽的意味。
但这个结果突兀吗?不见得，或者说，根本就是合乎情理的。剧外人和剧中人视角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总是先知道了真相，不自主地就偏向了主人公。
经历了漫长的庭审，主人公最后的独白，实际上道出了法庭的真正功能：“审判不是让真相大白的场所，法庭不过是个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判断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场所。”也正是如此，任何诉讼开始之时，都会有其他的路径可供选择。在很多人看来，与其沮丧于艰辛跋涉之后发现进了死胡同，不如在一开始就换一条有明确目的地的路。
K和金子都被曾告知不同于诉讼的解决方案。在寻求画家的帮助时，画家就明确地对K说：“你想获得哪种开释?”三种可能分别是无罪开释、疑罪开释和延期审理。金子也一样，值班律师的建议十分明确：“法庭是很辛苦的。”这一5万日元私了就能解决的小案，金子却选择在法庭死扛，也就要承担被羁押、耗时长、无胜算的后果。
在小说《审判》与电影《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两个不同载体的虚构作品中，许多地方对于审判的理解，都能够互相呼应，甚至是存在巧合。比如诉讼时间，K之被捕与被处决之间正好是一年;金子的案件发于平成17年5月10日，判决也在5月10日，应该也正好过了一年。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写作更为彻底，完全撇开了证据，让人误以为K的遭遇是草菅人命，殊不知，其意本不在K的结局。跳跃杂乱之外，作者想要说明司法的困境属于人类共有。
此外，就两个作品的气质而言，也是相投的，都没有那种让人巴不得一下子看完的兴奋点。相反，它们在沉闷之中透着一种冷漠感，冷眼旁观着这世界。
责编：高恒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