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参加完媒体见面会，我回家觉得格外困，有那种集中精力学习完的疲惫感。
因为陈晓楠老师和季业老师的聊天特别有意思，非常真诚而且准确。我节选了一些在这里，希望你也会喜欢。
这就是一场残酷的青春电影
问：本季节目中谁最让您触动？
陈晓楠：是《狱外来信》的陈泗翰。
我采了他两次，我还记得我采访到最后的时候，他不是学吉他吗，我说那你唱一个吧，他还特别不好意思。他说，那我要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每一句都在说我。
就在我们播出之后，那首歌的词作者也看到了，还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没想到我当年写的词在某一时刻陪伴了这样一位年轻人，就是那种很神奇的连接。
（采访陈泗翰之前）我突然就看到了那些信，那是在一个文字的报道里面有一些照片，信中的字特别稚嫩，但特别整齐。就看到了好多时间线，比如他刚刚入狱的时候说，现在离你离开已经有几天了；然后慢慢你就会看到说我们中考过后谁谁谁考得好；后面又看到我们现在上高中了，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现在体重都多少多少了……
这个时间线特别清晰，也特别残酷。从信中你分明看到这些年轻人的命运被分成两条轨道往前走。我当时一下就觉得这个角度特别打动我，就是那种头皮发麻的直觉。
（陈泗翰把自己挖得那么透）他的语言是诗意的和散文化的，以及精准得超出了我的想象。他和这些孩子们之间情谊的破碎感，那种遗憾，那种近乡情怯的感觉，他都说出来了。
他回忆起他们一起出游，夕阳洒在他们的身上，金边洒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那种文学性的画面，会让我有好像毛孔张开的感觉。他出来之后和同学有依稀的联系，他仍然有一种又想向前又退后的情绪。我觉得特别复杂，五味杂陈的这种东西，就是事实和命运的真相吧。
我还记得我采访出来给季老师他们打电话，我很激动，我说这就是一场残酷的青春电影。
这期节目最主要是感谢陈泗翰。我会有一种很珍贵的捡了一颗珍珠的感觉。在职业生涯当中，你觉得这样的故事捡一颗是一颗，哪怕它就在今天截止，我都觉得是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觉得美好而纯粹的东西里面，即便它有残酷的一面，但是当它被这样书写出来，它一定是能触动到别人的，我特别爱这期节目。
最大的挑战在于选题
问：在最新一季中，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季业：我觉得是选题上的。
就是外界对这种选题的需求，我发现大环境在慢慢变化，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更需要寻求一种力量。
我们过去做节目，老说三维度：故事性、相关性、话题性，觉得符合三维度就可以。我们追求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表现风格，对人物不做任何道德评判。我们前几季也会涉及到一些相对有点争议和灰色（的话题），或者是没有那么好判断他是好人或坏人的人物。就会有一些观众说，这个东西很高级，但是他的出路是什么？
我后来就在想，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给大家提供一点内心的力量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一季我会给三个维度之上再加一个维度：有力量的人性。就是故事性、相关性、话题性再加上有力量的人性。我希望我们呈现的人物都能够体现出人性的真善美，来让大家看到一些看似无解的社会话题、人生话题当中的一些出路。
节目最终呈现是遗憾的艺术
问：我们知道晓楠姐一期的采访时长有5、6小时，可节目最后呈现只有半个多小时，我们作为观众常常觉得不够看。
陈晓楠：这个其实特别矛盾，因为我们已经是战战兢兢地来占大家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作为创作者当然希望你能看到全本了，因为我们每次最大的纠结，最难的就是把它剪短。比如从5个小时到1个小时，难度是远远小于，几倍地小于，从5个小时到半个小时的难度。就从割出来1小时到半个小时之间就得吵无数架。
因为你选哪不选哪，你可能就把他组建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就是后期二度创作的时候。这就是采访普通人最难的地方。明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明星他已经有前提了，你是了解他的，他现在说的所有的话都是附加分，他不是从一开始让你了解这个人。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塑造一个普通人，你有可能会把他塑造成另一个人。我们就会小心再小心，也会非常的痛苦和纠结。
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得接受遗憾。我刚入行的时候，经常夜里给季老师打电话：“我说的那句话，他说的那句话很好，为什么没有用？”他那会就直接怼我：“用不了，就搁不进去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搁不进去了，那么必须得有取舍。它是个遗憾的艺术。
（主持人陈晓楠）
采访普通人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问：节目中有一些主题比较敏感，是如何说服被访者的呢？
季业：我觉得跟嘉宾的联系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嘉宾要跟晓楠聊5、6个小时，还要深入地聊自己的人生和情感。他带着利益诉求来的话，采访一定会失败的。我们就是耐心地跟他交朋友。
（节目总监制季业）
陈晓楠：季老师说得特别对，采访普通人和采访名人不一样。采访明星团队是一种工作关系，但你无法拿自己的工作关系去跟普通人建立信任，你需要跟他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并不了解你的工作，接受采访也不是他的任务。
展示悲惨不是我们的初衷
问：有几期节目都很容易让观众大哭，想请问一下，节目采访过程中会不会也有进行不下去的时刻？
陈晓楠：我原来做《冷暖人生》的时候有个经验，如果嘉宾始终在情绪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始终在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你好好讲故事的。我知道屏幕上的人哭很容易带动观众哭，但那是空的，哪怕你哭了，你并不会有所收获、对他有更多的理解，你只是觉得很惨很可怜。
展示悲惨不是我们的初衷，虽然说展示悲惨会有无尽的选题去做。它一定要有背后的深度，背后站着一群人，和一群人共同的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性，不是一个人的悲惨。
比如我们采访乔任梁的父母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话题的公共性，它是失独的人及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你如何面对分别和失去？活着的人怎样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我们看到的是乔任梁父母的笑。他们在短视频里最开始的正襟危坐，后来的那种活泼，还有迅速学到一些新鲜的语境，这种反差特别触动人，你在里面能找到力量。
（媒体见面会现场图片来自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