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院自古即为学者论道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儒学不同,亦有别于进行启蒙教育的乡间私塾。正因为如此,书院便往往成为文人学者们自由抒发学术思想的场所,也因此而有悖于专制政治。
书院之制,昉自石鼓、岳麓、白鹿、睢阳,皆硕德鸿儒讲道明教之地,世所谓四大书院者是也。厥后书院遍天下,日增月益,星罗而鳞次,然多尚虚名,而实学荒矣。(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一《学校·书院》)
四大书院说始于宋,盖指南康之白鹿书院、湖广之岳麓书院、归德之应天书院、登封之嵩阳书院。然“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而皆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六《首善书院》)。明初兵燹之后,书院多毁圮,加之太祖、成祖文化专制的严禁,学者多自危,所讲不过宋儒之说,且未敢广聚徒众,故书院于明初为衰落之时。
▲《明儒学案》
按照习惯的说法,书院之设,盖未修庠序之教,士病无所于学,乃“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习之所”(《续文献通考》卷六一《学校·书院》)。明初太祖极重儒学,儒学盛而书院衰。然明初未有书院之禁。明朝人说:
国朝修建书院,初未有禁。至嘉靖十七年夏四月,吏部许赞言:“抚按司府,多建书院,以聚生徒,供亿科扰,亟宜撤毁。”从之。万历十年,阁臣张居正以言官之请,概行京省查革。士论纷然不平,然竟亦不能尽撤。(《续文献通考》卷六一《学校·书院》)
明代书院之禁,初禁于嘉靖间,再禁于万历间,这与明代的政治状况有着颇大的关系。明代的书院讲学之盛,始于成(化)、弘(治)间陈献章(白沙)。正(德)、嘉(靖)后,王阳明则更逾之,其后泰州学派,讲学之风波及上下,终遭当政所忌。
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
嘉靖朝的禁毁书院,起于十六年(1537年)二月。据明人王圻考,湛若水讲学之甘泉书院与王守仁讲学之阳明书院分建于池州府(今安徽贵池)化成寺东西。嘉靖十六年二月,有御史游居敬,上疏《乞戒邪僻大臣以端士习》称:“王守仁之学,主于致良知;湛若水主于体认天理。皆祖陆九渊而少变之,以号召好名谋利之士。然守仁谋国之忠,应变之才,犹不可泯。若水迂腐之儒,广收无赖,私建书院,其言近似,其行大非。乞戒谕以正人心。”诏下礼部议,礼官遂复奏:“王守仁既经禁革,不必更议。若水掌教南雍,间有生徒附和标榜,居敬责备太甚。若水年已七十,屡乞休致,方且慰留,可再议耶。”上谕:“若水既有成命,书院令所司毁之”(《续文献通考》卷六一《学校·书院》)。此次专毁若水之甘泉书院。次年许赞再言,遂有全面禁毁书院之令。
▲朱厚熜(嘉靖帝)
当时禁毁书院讲学之案,虽有端倪而未成大祸,书院讲学亦禁而未止。待到泰州学派讲学之风大兴,终致颜山农入狱、何心隐被杀。
颜钧,字山农,吉安人也。……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然世人见其张皇,无贤不肖皆恶之,以他事下南京狱,必欲杀之。(《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
其弟子罗近溪变卖家产,为之营救,至不赴廷对者六年,山农终以戍出,年八十余。
梁汝元,字夫山,其后改姓名为何心隐,吉州永丰人。……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
素材来源:《明代文化史》 作者 :商传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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