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他是近代中国高僧，作为一个僧人，他积极宣扬佛法，精进修行，弘法利生，曾向多位大德前辈学习，广涉大小乘经论，他虽是临济宗法脉，但却打破门户之见，将五宗融为一体发扬光大，一生对《楞严经》体悟极深。作为一位国民，他在国家有难时，积极奔走呼号，团结全国僧人的力量，为抗日救国做出伟大贡献。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这位法师。
圆瑛法师，1878年出生在福建古田县，自幼天资聪颖，饱读诗书，但在五六岁时，他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痛苦，那就是父母双亲相继离世，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而言，这是多么的悲痛孤独而又无奈。随后，叔叔将他收留，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对世事渐悟，他孤零零一人越发感到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一样虚幻，于是想出家为僧，到遭到了叔叔的拒绝。
19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在病痛的折磨中，他深感人的一生，生老病死是多么的痛苦，于是他在佛前发愿，等病好之后，定当出家修行，普度天下众生，使其脱离生老病死之苦。也是是法师的大愿感动了佛菩萨，几个月之后，法师大病痊愈，违缘尽消，他来到福州鼓山，在梅峰寺增西上人座下，剃度出家，法名弘悟。第二年又在妙莲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刚出家，他就随达公和尚修苦行，磨练心性，以苦为乐。
21岁时，他决定行脚天涯，云游参学，前往各地拜访前辈大德，学习佛法。他先后拜访了多位大德高僧，其中就有道阶、谛闲、祖印、慧明等大师，这些大师如黑暗中一炬灯盏，不仅给他指明了佛法的修行方向，更在修行方法和理论上，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他以前辈大德为榜样，严持戒律，精进修行，兼修禅门五宗，广涉大小乘经论，潜心体悟佛法义理，尤以《楞严经》造诣最深。
30岁时，法师在泉州涌泉寺升座讲法，他贯通五宗，辩才无碍，妙解义理，滔滔不绝，前来听经者，无不被法师的法语所打动，多位善信纷纷皈依。自此之后，法师法缘兴盛，在佛教界享有盛誉。以致后来，法师曾被推选为“中国佛教总会参议长”、“宁波佛教会会长”、“中国佛教会会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国家有难时，法师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的口号，还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的心愿。法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危难之时，他通告全国佛教僧人，建立护国道场，并以中国佛教会长的身份致信日本佛教界，极力谴责了日本当局野蛮的侵略行径，希望日本佛教界发扬佛陀慈悲精神，挽救众生于战争苦难，当时日本的佛教界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高层以压力。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他号召全国僧人抗日救国，并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法师亲任团长，这支救护团，由全国优秀佛教青年组成，积极进行抗日伤员的救助的工作。在战场上，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将很多战士挽救于危难，被社会各界高度赞扬。
在战争期间，圆瑛法师还成立难民收容所、佛教医院等，为了筹措抗日经费，法师不远万里，奔赴东南亚一带，成立华侨募捐委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措善款，甚至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在法师的奔走呼号下，大量爱国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所募捐善款善物，最后全部用于抗日救国运动，在此，我只想给法师点个大大的赞，一代佛门高僧，爱教更爱国，值得当今僧人学习。
1939年秋，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住持佛事，被突如其来的日本宪兵抓走，面对日本士兵的残酷逼迫，法师面不改色，只顾一心大声默念佛号，任凭皮鞭钢刀，我岿然不动，法师已进入无我境界。最后日本当局无奈，再加上日本佛教界的压力，只好将法师释放。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秋，法师以出家人的身份，举起抗日大旗，他积极团结佛教界力量，成立抗日运动组织，共同奔赴国难，冒死救国，为抗日战争贡献一己之力。
真可谓：
国难当头岌岌危，僧俗团结共患难。
谁说佛教不堪用？圆瑛上人载史册。
在此，顶礼一代佛门大德圆瑛法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