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因为先进的制度、生产力等原因，一直都稳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位，比起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国家都要文明先进和繁荣富强。
文景之治是西汉第一个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汉初，社会经济薄弱，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通常认为文景之治的主角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实际上，窦太后在文景之治时代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农薄赋的政策。
文帝生活也非常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汉文帝去世，汉景帝即位，初期平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以后，景帝开始专心打理朝政，据说景帝非常朴素，仁厚爱民。除了平定七国之乱以外，从来没有大规模用过兵，和匈奴的战争始终控制在一定的规模内，依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汉文帝之皇后窦太后尊崇道家，因此汉景帝与窦氏宗族都必须学习道家学说。景帝崇尚黄老之说，减少刑罚，减少赋税，兴修水利，提倡农业，要求人心不服的案子进行重审，以免冤狱发生。百姓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创造了大量财富，其间百姓富裕，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乐。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史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武盛世是西汉第二个盛世，汉武帝刘彻(前157年7月30日-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其母为关陇人孝景王皇后，7岁时被册立为储君，16岁登基，在位达54年，其正式谥号为“孝武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汉武帝”，是清圣祖以前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有显赫建树，与秦始皇被后世并称为“秦皇汉武”，被历代史学界和政治家们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极具前瞻性，为朝廷以至社会带来了新思维，亲政后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对内政策上，汉武帝用人唯才，不问出身，开创了察举制并兴太学，以致该时期培养及出现了大量名臣良将;他又颁布《推恩令》，和平地削减了诸侯的权力及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另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另有首开丝绸之路、使用年号、设立刺史、加强内廷权力等开创性举措。
对外政策上，汉武帝一改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世代朝廷奉行的和亲传统，以强势态度积极地对付匈奴，发动第二阶段汉匈战争，先后收复了西汉初年的多处领土，不过终其一世未能解除秦朝以来匈奴于中国西北部的威胁。
同时汉武帝又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先后在秦朝故土吞灭了东瓯国、南越国、闽越国，并远征异域，消灭卫满朝鲜及册封夜郎国等等，继秦朝后再次拓展了中国疆域;同时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远征大宛，使汉帝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达中亚，将帝国在民生、经济、文化和军事上，都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其在位期间被称为汉武盛世，为汉朝的极盛时期。
汉朝的巅峰盛世：孝宣之治，在汉宣帝的“孝宣之治”前面，正是汉武帝的“文景之治”，这个时期，汉武帝在国内施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让国家发展逐渐趋于稳定的壮大，在此之前，汉武帝的上位是通过频繁战事完成的，频繁的战事让大汉王朝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损坏。
在征战的背景之下，很多百姓的主要劳动力都被征用了，百姓们主要劳动力的缺失便形成脱产的情况，社会上民不聊生。除此之外，战乱的时局下，很多普通百姓出现了多次的迁徙，人口无目的地流动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对于战事来说，失去了后背壮丁，于国家经济来说，稳定的生产就无法实现。
当汉武帝执政之后，他深谙常年的战事对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不仅表现在军饷之上，还体现在农民的生产之上，由此，他迅速地确立了“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以此来恢复汉朝，在汉武帝的执政时期，由于休养生息的理念之下，大汉子民做到了稳定生产，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国家税收的数额也随之提高，由此，大汉进入了一个相对强盛的时期。正是因为汉武帝治国理念的存在，后来汉宣帝的统治才得到了更广的空间，堪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典例。
其次，汉宣帝具备成就一代贤君的潜质。汉武帝的治国理念意在恢复汉室往日的生机，但无论是军事整治还是民生改善，这些方面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过渡，尽管当时汉武帝已经营造出了汉朝繁荣的景象，但可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大。年事已高的汉武帝深知这点，只希望富有才能的后继者能完成他的心愿。在汉宣帝明暗两条线之下，汉朝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为了朝廷的内外一致同心，汉宣帝实施了诸多政策，这些政策让汉室极速发展，程度之快比汉武帝时期还显著。后来，汉室的权力逐渐地从霍氏手中转到了汉宣帝的手中，汉室也在这一阶段迎来了巅峰，百姓也更加的安居乐业。
明章之治是东汉第二个盛世，明章之治指的是汉明帝、汉章帝统治时期，即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汉王朝出现“大治”景象，也是这个时期的治理，将东汉王朝国力推向鼎盛，并且汉明帝和汉章帝的政治措施也让东汉历史发生重大改变。
在位期间，减轻百姓的奴役和赋税，其次就是主张儒家文学，推广佛教文化，以及放宽自己的心态，明、章二帝的做法是为了笼络当时士大夫阶级，只要士大夫阶级不乱，那流民、贫民也会如同无头苍蝇一样。最后就是征伐匈奴，征伐匈奴可以说是汉朝的特色文化，凡是盛世那汉朝必会讨伐匈奴，匈奴也被汉朝硬生生拖死，明、章二帝自然也不会忘了这一特色文化，汉明帝统治时期，他派遣大将军窦固讨伐北匈奴，北匈奴政权败逃，公元89年，窦宪也带兵前往攻打北匈奴政权，北匈奴再次被打败。当然不论明章之治过程如何，这场政治措施的确让汉王朝稳定下来，原本一直小动作不断的世家，也被这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打蒙，不得不潜藏下来暗自舔伤，东汉王朝进入另一个盛世。
汉朝最后一个盛世：永元之隆，章和二年农历二月三十（公元88年4月9日），汉和帝刘肇，东汉第四位皇帝。生于建初四年，汉章帝刘炟的第四子，生母为梁贵人，后来过继给皇后窦氏为继子。建初七年，汉章帝废太子刘庆，立刘肇为皇太子。章和二年，汉章帝逝世，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养母窦太后临朝称制。永元四年，刘肇联合宦官扫灭窦氏外戚族，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之为“永元之隆”。元兴元年，刘肇病逝于章德殿，时年二十七岁。谥号为：孝和皇帝。庙号穆宗，谥法曰：“不刚不柔曰和”。葬于慎陵。
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的势力后，刘肇开始亲政，白日临朝听政，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刘肇当政时期，曾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并多次下诏纳贤。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并在西域复置西域都护。
汉和帝十分体恤百姓疾苦，多次下诏理冤狱、恤鳏寡、矜孤弱、薄赋敛，告诫上下官吏，反省造成天灾人祸的自身原因。汉和帝永兴元年，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户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刘肇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为“永元之隆”。
开皇之治是隋朝唯一一个盛世开皇之治，是指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的基础上开创的政治稳固、社会安定、民生富庶、文化繁荣的盛世局面。
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逐步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人大臣以及府兵将士，恢复汉姓。另外，隋朝在选官上，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分科考试制度选拔官员；在官僚制度上，采用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被唐朝所仿效。隋文帝建立了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并且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发展生产，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全国安宁，编户大增，仓储丰实，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史家称之为“开皇之治”。
贞观之治是唐朝第一个盛世，唐太宗是非常热衷于思考和反省的帝王，他时刻以隋朝的命运和轨迹作为反面教材，总结出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暴政，而暴政的突出表现就是国与民并非处于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是相互对立的局面。因此，想要治理好国家，就要深刻认识到“民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道理，在政治上做到以民为重。
政治上的表现，首先就是权力的分权制衡。作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一大弊端就是中央权力过于高度集中，而这也是隋朝，甚至之前的一些朝代出现暴政的根本原因，如隋炀帝、秦始皇、商纣王的统治时期。为了吸取这种历史教训，唐太宗的中央权力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君王或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独权的行径。
此外，在政治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此前所说的虚心纳谏，这不仅体现出一代帝王的魄力与胸襟，更营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君臣融洽相处、共同治国的和谐官场氛围。没有臣子不怕君主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便大胆耿直如魏微，每天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朝的。他不仅鼓励垦荒，更对灾区实行赋税减免，在受灾严重的情况下开仓赈灾，招抚流民耕田安家。
而在唐初，唐太宗本人比前面的历朝帝王都要节俭，不造新的宫殿，遣散三千官女，免去珍宝进贡，从而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务农经商。这不仅有利于民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更大大振兴了国家经济。农业是封建王朝生产和生存的根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王朝越是发展到后面越加重农抑商。但是唐太宗不同，他在推崇农业发展的同时，更大力扶持商业，以至于当时世界过半的著名商业城市都在中国，如交州、广州、明州、福州、洪州、扬州、益州、沙州、凉州等城市。而商业的繁荣，也将西汉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让全世界从此都得知大唐盛世和中华民族。
因为有了唐太宗开国以来坚持清廉治国的方针和思想，唐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泰民安。政治上极少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君臣同心，朝廷清明有加。经济上全面发展，农商并重，人民安居乐业。而在军事上，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着边防稳定，保障了大唐的国家安全。
外交上，建立了以大唐为中心的和平外交。文化建设上更是令人欣喜，最有代表性的唐诗不仅在国内遍地开花，而且还影响了周边国家。许多国家还派人前来学习唐王朝汉族的文化、文字、礼仪以及先进科研等。无疑，贞观之治打造出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而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唐太宗治贪反腐的高超智慧和坚定决心。这也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开元盛世是唐朝第三个盛世，又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的治理下出现的盛世。据传开元年间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唐玄宗登基以后提倡文教，任用贤能姚崇，宋璟等，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经济上，唐玄宗制定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食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 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辈出。唐玄宗还改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 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天下大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永乐盛世是明朝第二个盛世，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明成祖雄才大略，在他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天下大治。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明成祖还在1421年，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在对外方面明成祖多次亲征漠北地区，南征安南，在地方设置管辖架构，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设立行省或管理司。 设哈密卫、开设贵州布政司等。，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派郑和下西洋，还派陈诚出使西域，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减轻税负。此外，明成祖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明成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疆域辽阔。 由于明成祖年号为“永乐”，以至称赞该时期“远迈汉唐”，后世的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仁宣之治是明朝第三个盛世，明成祖朱棣死后，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的十一年期间（1424年至1435年）成为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
朱棣去世后，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是为仁宗，改元洪熙。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他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洪熙一朝仅短短一年，朱高炽即行去世，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建元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
他们在位期间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经济发展，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称之为“仁宣之治”，堪比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 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中国历史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之治。康乾盛世开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了长达115年。
康乾盛世，是清朝国力达到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农业。在清朝统治的前期，农业生产就一直在持续发展，耕地面积更是大量增加，有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更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记录。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和政策的扶植，都是农业发展的原因。种植方法的更新使作物产量大大增加。而北京郊区的菜农更是学会了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卖，增加收入和土地利用率。
手工业。清朝初年，手工业因战乱的影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着社会的稳定，手工业于康熙统治中期，再次恢复并发展起来。在清代的手工业中，丝织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仍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3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购买贩运。
在丝织业异常发达的同时，棉织业也随之发达起来，尤其是在江南的一些地方。这一时期，棉纺织工具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
同时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制瓷业。当时江西的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隆和嘉庆时期，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同时其他地区，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也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清朝前期，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繁盛，有各种商品出口远销，国内商品互通也十分密切。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