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妈妈总是鼓励我说：“别人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但是他们拿不走你的风格！”
我是一个极相信“智取”的人，就是用智慧去取得一个事件上的优势。穿衣服包含了“智慧”与“感性”的交汇。比方说，我要穿一件衣服，我会很理性地分析穿这件衣服的作用是什么。于是我在选择风格的依据上就可以有最好的效果。然后，我又会做一个自我情绪跟情感的投射。我觉得穿衣服必须是自己情感与情境的反应，这样才有味道。
看到我走红毯的照片，许多人以为我全身的行头是靠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或是一个富二代子女砸钱堆砌起来的。当他们知晓我的时尚感完全没有富饶的置装费在背后撑腰，也不是来自造型师的操刀，或是品牌的赞助，而是完全是靠自己打点，经常发出佩服声。
第十九届巴瑞欧博物馆年度庆典
我穿衣服，而不让衣服穿我。
其实我穿衣服受到瞩目，完全是无心插柳。我只是自然地用衣服来表达我自己，而相对于服装本身，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服装背后的文化史。它使我在穿衣服的时候，象征另外一种层次。在品位和视觉性之外，它可以使人产生无形的共鸣。
既然我不相信用银行卡刷出来的品位，就必须动动脑筋，让自己穿出别出心裁的风格。
纽约市立博物馆董事会冬令晚会（2014）
我认识一个雅典来的裁缝师，我管她叫希腊妈妈，我们常常一起合作，制作我出席晚宴的礼服。我们见面时很少谈服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谈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谈到海德格。她和我一样，大学本科都是修的文学。我们都认为，穿衣服其实反映的是人的记忆和思绪，跟自己的情绪相关联，才能叫风格。
这件与希腊妈妈合作的作品,影射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经典画作“宫娥“（Las Meninas）
希腊妈妈总是鼓励我说：“别人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但是他们拿不走你的风格！”
2012年4月，我应邀出席《纽约时报》当家时尚摄影师比尔康宁汉获得卡内基表当家时尚摄影师比尔•康宁汉获得卡内基表演中心终身成就奖的颁奖晚会。康宁汉在《纽约时报》的时尚版有两个专栏：一个是他始创的街拍，另一个栏目记录纽约名流活动，是纽约主流时尚的索引。在纽约社交圈和时尚圈的人都知道，当康宁汉的镜头对着你，可能就是对你品位的认可，因为他一般不稀罕名牌赞助出来的明星范儿。而如果你出现在他的专栏，比自拍1000次都牛。
2013年我报道CFDA年度大奖红毯，康宁汉检视我的裙子,年底时他把我的这个造型，列为当时时尚趋势
《Vogue》杂志主编安娜•温图尔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为比尔康宁汉而穿我们每个人都为比尔•康宁汉而穿衣服！”
希腊妈妈和我都知道，这场卡内基的颁奖活动，时尚大咖与社交名流必定使出浑身招数，成为争芳斗艳之地。
我们用的面料是会反光的“山东丝”，也就是用的日常普通布料裁成一件单肩搂图案却是日常普通的小方格子纹，裁成一件单肩搂腰的连衣长裙，立体的上身折纹，对比蓬松的金鱼裙尾，色调干净，记忆绵长。
希腊妈妈为我连夜赶工的礼服，交织着她在雅典童年的成长记忆和我在高雄童年的成长记忆。我配上了白色的长礼服手套，简洁的银色水晶硬壳腕包，一点也不为其他同席的时尚圈名人震慑。因为穿自己参与设计的量身定制，不必模仿当季流行的款式，自然也不怕撞衫。我的记忆塑造了我的风格，可以与他人毫不相干。
“你从未让我失望！”派特克麦克马伦名流网旗派特克•麦克马伦名流网旗下的摄影师欧文，远远地看到我，便热情表态。接着，又拉着我到康宁汉身旁合照。当我的黑白晚礼服应和了康宁汉的黑礼服（康先生平常一袭蓝色工作服，很少如此正式）时，也吸引了其他的摄影记者，顿时闪光灯此起彼落，而康宁汉也不自主地拿出他自己的相机，捕捉当时媒体记者忙乎的镜头。
我和康宁汉一起
这个无心捕捉的影像显示了康宁汉的职业热忱，成为隔天各大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杂志报道的头版照片。
一件充满故事的简单衣服，又成就了另一个一生的故事。
我心目中的时尚，跟当今的流行趋势有别。穿衣服，要对时尚背景、场合、个人身材与风格都要有所了解，才能够穿出味道来。还有，已经到会场了，就不要把交谈集中在自己的装扮上。即使受到了许多赞美，还是把话题转移到别人身上吧！
我觉得人类的社会中，在任何的情况下，人都不可能有无限的资源，所以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资源妥善运用。这在人才济济、有钱人看他人更有钱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在纽约我认识的名媛可多了，再有经济后盾的人，也有没有合适衣服出场的烦恼！
我在参加活动之前，通常都会在脑子里面做一个简单的构图。因为我的定位不是少奶奶，我参加活动的当日，没有闲工夫花一天的时间打扮。白天我必须全神贯注地为自己的事业拼搏，晚上的活动只是我生活与工作的延伸。这就是我在时间资源上的有限。
我的有限资源逼着我比别人更有创意，这是我父亲对我的启示。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讲究个人品位的人，在他的眼中，品位并不等于潮流或奢侈。
我小时候，当其他的女孩都还穿“玛丽珍鞋”时，父亲就会带姐姐跟我到高雄的生生皮鞋店，为我们定制用绑细帆布鞋带的偏中性款的鞋子。“玛丽珍”源自于美国20世纪初期的漫画人物，后来成为有注册商标的品牌，经典款式是低跟、圆面、脚踝搭扣绑皮带的鞋子。而我和姐姐穿的鞋系着帆布鞋带，当时大多数只有男孩子穿。
而且父亲讲究的是品质，他认为一双好的鞋子，或是一件好的衣服就应该保存很久。
我还在纽约律师楼拼搏的时候，父亲得了帕金森症，行动很不方便。2002年5月，他刚确诊，我特地请了假回台湾看他。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即使买再名贵的东西，给他再多物质的享受，都不能解脱他在病魔上的折磨。因此，我就带了一件带有哥伦比亚大学校徽的T恤。父亲一生特别崇尚教育，这些带有知名学校服帜的衣服，对他特别有意义。
我们出发到国宾饭店为他庆生前，父亲叫我帮他从衣橱里面挑出他二三十年前穿的老西装。哥大的T恤带老鼠灰，他叫我选的西装上衣、西装裤子又是两个不同深浅的灰色。他直觉地认为，把轻松T恤与英国面料制作的正装配搭起来，潇洒成一个书生气息，能够特别凸显那种既修散又正式又庄重的特别味道。我记得他混搭穿起来就特别酷！
我是一个极相信“智取”的人，就是用智慧去取得一个事件上的优势。穿衣服包含了“智慧”与“感性”的交汇。比方说，我要穿一件衣服，我会很理性地分析穿这件衣服的作用是什么。于是我在选择风格的依据上就可以有最好的效果。然后，我又会做一个自我情绪跟情感的投射。我觉得穿衣服必须是自己情感与情境的反应，这样才有味道。
我曾是纽约服装设计学院博物馆首位亚裔董事，每年9月在纽约时装周开启之前，博物馆都有一个盛大的颁奖午宴向一名服装设计师致敬。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我自然需要在那个时尚圈人物汇集的场合穿出自己的身份。
纽约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以某个名设计师挂名的盛会，嘉宾会尽量穿着该品牌的款式，才算“对题”。由于是午宴，并不适合穿晚礼服。如果碰上了以晚礼服著名的设计师领奖，特别难搞。
2013年，该颁奖午宴表扬的是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大多数的嘉宾都争着买了德拉伦塔当季的洋装，还有几件撞衫的例子。我却穿了一件网上淘来的德拉伦塔20世纪70年代的古董衣。铿锵的缕金衬上艳黄长方块图案，隔了40年了还像新的一样。由于衣服的合身有时比款式还重要，因此，我花在修改的费用比买衣服的费用还多。这件老衣服是长袖的娃娃装，旗袍领，我叫裁缝把裙子改短，那天，踩上镶水晶钻的高跟鞋。我的着装也因此被颁奖人说成“体现德拉伦塔超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创作”，成了《华尔街日报》纽约版的头条。
2014年我们的得奖主是纽约设计师卡罗琳娜•埃莱拉（Carolina Herrera)。设计师的旗舰店在上东区，她的主顾大多是是纽约名媛。她设计设计的经典款式大多古典优雅，绝不喧哗取宠。她自己很喜欢穿白衬衫，配及膝蓬蓬裙，虽然70多岁了，还是非常有气质。
我不想与其他人一般。我该穿怎么样的衣服向她致敬呢？
我在当季的春夏款中找到一件白色的短袖上衣，一件拖地的长裙，蓝白相间，大喇喇的格子非常有艺术气息。虽然是长裙，大手笔格子写意图案除去了隆重感，对比其他嘉宾的及膝中长裙独树一帜。
我再搭配上在巴黎小店买的一对超大的胶质白色花型耳环，把我的衣服上的白色呼应出来了。那对耳环因为在纽约找不到，许多名媛都吵着问我哪里买的。
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劳动节之后不可以穿白色，因为夏天已经过了，白色也不时尚。美国的劳动节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纽约服装设计学院博物馆的年度颁奖午宴就成为劳动节之后第一场最重要的社交活动。
所以我穿着这件像T恤的白色休闲上衣，也就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揶揄这个“不可穿白色”的传统。我也避免戴上隆重的珠宝，才不会显得老气。
我每次打扮完毕，出门前一定照照镜子，然后拿掉一两件额外累赘的东西。
有人说我穿衣服，就像布局一幅画。这副蓝白造型特别上相，当我踏入林肯中心的喷泉广场的台步，立即引起了轰动，因此也选入了当季纽约时装周最佳着装名单。
这就是我所谓的“智取时尚圈”。
女人美丽的光环，不是靠一两名牌衣裳支撑，而是发自内心的见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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