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957年我军第一次授勋某些细节之孔见（1955年新中国授衔,有_____位少数民族将军）

作者：剑胆琴心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加以报道。

实际细节是，当日下午2点20分，首先在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礼堂，由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常委会宣布的第一批授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有功人员授勋名单的三百多名在京将级军官授衔和授勋。京外各地名单内的将领未获准参加，唯一例外的一例是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代理主任刘子云少将，因参加1955年国庆阅兵军事学院方队，也是开启将军参加阅兵方队的第一人，而特许参加此次授衔、授勋仪式的京外将领。将军授衔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列队前往中南海怀仁堂，于下午5点，开始元帅授衔、授勋仪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需要说明的一点，《人民日报》这篇报道与实际有出入。十大元帅中只有七人参加了授衔、授勋仪式 ，现场发回的照片，将帅席位第一排元帅的行列中空出来三个坐席，分别是因病重在青岛疗养的林彪、因忙于军事学院诸多事务而身体欠佳的刘伯承、因筹备1955年下半年辽东半岛我军第一次大型抗登陆演习而军务缠身的总指挥叶剑英。三人分别请假缺席。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1955年第一次授衔、授勋典礼大会主席台）（上图为毛主席为元帅们授衔）

（上图为周恩来总理为将军们授衔）

当时《人民日报》所披露参加第一次授勋典礼上，荣获一级勋章并亲临现场的人员名单，分别是：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实际缺席）、刘伯承（实际缺席）、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实际缺席）、王宏坤、王近山、王震、王树声、甘泗琪、朱良才、刘志坚、刘亚楼、刘道生、李克农、李达、李涛、宋任穷、陈赓、周士第、周保中、罗瑞卿、洪学智、孙毅、倪志亮、张宗逊、张爱萍、张云逸、张经武、郭天民、许光达、莫文骅、彭绍辉、傅秋涛、程世才、黄克诚、粟裕、冯白驹、赵尔陆、阎红彦、赖传珠、谢富治、萧克、萧劲光、萧华、谭政。荣获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冯仲云。荣获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有：王尚荣、王诤、朱明、刘少文、李天焕、吴先恩、陈外欧、周仁杰、周纯全、孙超群、徐琛吉、唐天际、张广才、杨至成、杨秀山、郑维山、萧向荣、谭家述。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有：万毅、王平、刘少卿、刘其人、吕正操、陈士榘、罗舜初、苏振华、张国华、杨成武、阎揆要、韩伟。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有：欧阳毅。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有：孟庆山。荣获一级解放勋章的有：王文轩、王再兴、王光华、王奇才、王宗槐、王秉璋、王振祥、王智涛、王辉球、牛书申、孔石泉、甘思和、石志本、朱军、成钧、刘子云、刘文辉、刘中华、刘西元、刘华清、向仲华、李人林、李中权、李赤然、李呈瑞、李贞、李耀、李继开、吴烈、吴涛、何挺一、何基沣、何维忠、何辉、谷景生、谷广善、沙克、余秋里、陈沂、陈云开、陈庆先、周希汉、周彪、周彬、苏进、苏静、易耀彩、邱会作、邱创成、邱蔚、封永顺、乌兰夫、查国祯、段德彰、胡奇才、孙仪之、袁子钦、袁升平、袁渊、徐德操、张令彬、张平凯、张池明、张克侠、张廷发、张治中、张开荆、张雄、张轸、张瑞、张逊之、张震东、张贤约、梁必业、常乾坤、曹达诺夫.扎伊尔、梅嘉生、彭富九、贺东生、傅作义、傅崇碧、傅连璋、程潜、黄火星、黄志勇、黄振棠、黄新友、黄炜华、高树勋、曾克林、曾美、曾泽生、童陆生、喻缦云、杨尚儒、叶青山、顿星云、董其武、赵镕、漆远渥、熊伯涛、邓家泰、邓逸凡、郑国仲、潘峰、蔡顺礼、阎捷三、卢汉、龙道权、欧阳文、谢有法、钟汉华、薛少卿、邝任农、魏传统、谭佑铭、饶正锡、饶守坤。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决定授予朱德等131人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570人一级解放勋章。这其中全部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人员不超过百人，当日参加首批授勋人员名单，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51人。名单中十位元帅是按照军内职务排序。余下41位，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包括十位大将、22位上将、7位中将，另有周保中、冯白驹二人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未授军衔。毛主席接着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有功人员。1955年9月第一批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实际名单为73人（按姓氏笔画排序）：王 震、王近山、王宏坤、王树声、王新亭、方 强、甘泗淇、叶 飞、叶剑英、冯白驹、毕占云、朱德、朱良才、刘亚楼、刘志坚、刘伯承、刘道生、许世友、许光达、孙 毅、李 达、李涛、李克农、李聚奎、宋任穷、宋时轮、张云逸、张宗逊、张经武、张爱萍、陈 赓、陈 毅、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锡联、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周 桓、周士第、周保中、赵尔陆、钟期光、洪学智、贺龙、贺炳炎、莫文骅、聂荣臻、倪志亮、徐立清、徐向前、徐海东、郭天民、萧 华、萧克、萧劲光、黄克诚、曹里怀、阎红彦、韩东山、彭绍辉、彭德怀、粟 裕、程世才、傅 钟、傅秋涛、谢富治、赖传珠、詹才芳、廖汉生、谭政、谭希林。（上图为毛主席为元帅授勋）这三种勋章的获得条件是如何掌握呢？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条例规定，勋章每种分一、二、三级，奖章不分级。区分勋章奖章的条件，是以参加人民革命战争时间的长短和当时职级的高低，以及是否坚持工作和有无重大过失为依据。勋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奖章由国务院批准，国防部长授予。授予勋章奖章的同时发给证书。为及时审批，团、营级干部的勋章奖章，授权各总部、军兵种等大单位首长批准授予；连级以下人员的奖章，授权军级首长批准授予。各级勋章、奖章的授予条件是：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至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和营级干部。三级八一勋章授予1935年10月2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1935年9月30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1937年7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八一奖章授予在1937年7月6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述人员以外的人员。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授予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旅级和相当于旅级以上干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时的支队级和相当于支队级以上干部，1945年9月2日前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中相当于军级的纵队和新四军师级以上干部。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当时的旅级、团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当时的营级、连级及其相当干部。独立自由奖章授予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产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２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２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排级以下人员。 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3日至1950年6月30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当时的军级以上及其相当干部。二级解放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及其相当干部。三级解放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营级及其相当干部。解放奖章授予当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２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２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连级以下人员。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勋章”的授予则又有其特殊的一面，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国民党军队起义建有重大功绩，但参加解放军不满两年的原国民党军队有功人员（含1950年6月30日以后直接领导起义的），根据其功绩大小，分别授予解放勋章或解放奖章：直接领导一个整军以上起义的授予一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一个整师起义的授予二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一个整团起义的授予三级解放勋章；直接领导一个整排到整营起义的授予解放奖章。当日在京参加授勋的，有率领一个军以上部队起义的有功人员，刘文辉、张轸、傅作义、程潜、高树勋、曾泽生、董其武、卢汉等。张克侠、何基沣二位“佩剑将军”属于原地下党员率部起义，后分别担任第三野战军军长职务，是否被划为此范畴有待商榷。另外一条：对人民解放战争有功人员，则专指张治中将军，张治中在担任国民党方面赴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期间，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张滞留北平独自宣布起义，影响巨大，且对新疆和平起义立有功劳。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饶杰则属于西藏和平起义有功人员。他们都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9月第一批授衔人员名单已经确定。10位元帅、十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802位少将。校级军官34643人：1266位大校、4439位上校、8139位中校、20799位少校。尉级军官807973人。如此庞大的授衔规模绝对是世界空前的，其人数比许多大国军队员额总数还要高的军官团成员们，都是烽火硝烟、枪林弹雨、九死一生闯过来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宝贵财富，理应受到人民的尊重和国家的表彰。经过数年努力，军衔评定告一段落，但是勋章的授予却落后一步。勋章、奖章的颁发工作，原计划分两期进行。1955年颁发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1956年颁发转业、复员和离队军人的勋章、奖章。但实际上授勋工作在具体实施时未能按原计划进行。一是现役军人的勋章、奖章，一直颁发到1957年。主要原因是授勋工作审批程序和政审非常严格，特别是评定勋章种类、等级工作非常细致、复杂，由于历史的条件所限，尤其是红军时期，干部档案制度尚不够健全，一些干部战争时期的任职在档案记载上不够明确，有时需要当年的上下级或同级来证明，这就给评定勋章增加了难度，也是造成分批公布受勋人员名单的一个重要原因。余以为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关键的是授勋条件如何掌握，如何更公平，许多细节有待磋商和平衡。比如红军时期，同样的师级编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差别很大，有些师编制不过数百人枪，正规一些的师则数千人不等。在职务的计算上也有所变动，比过去规定更加严格。如：红军时期后勤机关的科长一级，以前一般按营级计算，现在一般改按连级计算；抗日战争时期的旅供给处副处长、旅卫生处副处长以前一般按团级计算，现在一般改按营级计算；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卫生部副部长、军供给部副部长以前一般按师级计算，现在一般改按团级计算等。这就给评定勋章增加了难度，也是造成分批公布授勋人员名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红军时期对各方面军，各根据地将领的评判标准。请注意授勋条例中关于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的标准是这样的：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授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至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一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以上干部。二级八一勋章授予当时的团级和营级干部。三级八一勋章授予1935年10月2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6年9月30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1935年9月30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1937年7月6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根据各路红军在当时条件艰苦情况加以区分，参加长征的红军以长征结束为准，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在远离主力和党中央的艰苦环境下条件适当掌握宽泛。这也正体现毛主席、党中央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耐人寻味的是，条例仅对三级八一勋章获得条件，在第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人员在时间上加以不同区分。我分析，在最初的授勋标准考虑上，对红一方面军师级干部任职年限上是存在过迟疑和含糊的。最明显的是一方面军邓华、杨成武、杨勇、杨得志、王平、陈士榘、李志民、等一干上将，以及部分中将，在军史上都曾占据十分显赫的位置。在1955年第一批授勋名单中，他们都荣获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而那枚宝贵的一级八一勋章则打了个磕巴，暂无下文，直至1957年才予补上。众所周知红一方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付出过极其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之众，到改编成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仅剩下数千人。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遵义会议后的整编缩编、中央军委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种种原因，众多优秀的红一方面军指挥员职务上难以升迁，上述各位上将都是在1935年底至1936年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重新发展壮大，恢复了师的编制后，才陆续走上师的领导岗位。这些将领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而同在红一方面军，1935年以前就担任师级职务的将领如刘亚楼（1军团2师政委）、张爱萍（红3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李克农（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黄永胜（红31师师长、红66师师长）、李志民（红2师政治部主任）、（张经武（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孙毅（一方面军教导师参谋长）、赖传珠（红1军团1师政委）、萧华（红1军团2师政委）、杨至成（红军总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李天佑（红3军团5师师长）、王诤（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信主任）、欧阳毅（红5军团保卫局局长）、唐天际（红3军团5师政治部主任）、萧向荣（总政治部秘书长、中革军委秘书长）、刘道生（红22师政治部主任）等，在1955年9月第一批授勋名单中毫无争议地第一时间都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其中还不包括跟随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继续长征的原一方面军干部，张宗逊、肖向荣、郭天民、朱良才、彭绍辉、方强、杨梅生等。如果仅仅说由于档案材料欠缺，暂时无法认证杨成武、杨得志他们是否担任过红军师长职务，谁会相信？第一批三枚一级勋章获得者名单中引人注目的为周保中、冯白驹、阎红彦三人。他们都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没有担任军队现职。周保中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人物。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参加领导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1942年任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1950年转业赴云南任职。冯白驹做为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海南军民坚持革命战争23年红旗不倒，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阎红彦则是继刘志丹、谢子长牺牲，高岗倒台后，陕北根据地红军指挥员中唯一的代表人物，红军时期曾任红30军（陕北红军组建）军长。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此时阎红彦业已转业地方工作，任四川省副省长。毛主席亲自提名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被授予三枚一级勋章。在1955年9月至1957年6月期间，先后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共144人，其中10位元帅、10位大将、47位上将、60位中将、15位少将、一位大校。这凤毛麟角的15位少将分别是叶长庚、刘子奇、孙超群、李信、苏进、吴世安、汪乃贵、张平凯、金如柏、贺庆积、贺晋年、常玉清、袁克服、韩东山、谭友林。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唯一一名大校是罗厚福。 罗厚福（1909—1975）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本地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营政治委员，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特务旅旅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干部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从资历上看1955年授大校军衔有些低的离谱。三枚一级勋章获得者罗厚福大校1955年至1957年，共授予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各种勋章103349枚，各种奖章52万余枚。其中，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178人，1955年第一批授勋宣布名单仅为131人。二级八一勋章1467人，三级八一勋章5339人；一级独立自由勋章313人，1955年第一批授勋宣布名单仅为117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4152人，三级独立自由勋章31098人；一级解放勋章990人，1955年第一批授勋宣布名单仅为570人。二级解放勋章4932人，三级解放勋章54879人。授勋人数共计6.1万余人。　　在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的178人中，包括十位元帅、十位大将，57位开国上将中则有八人未受此殊荣，其中韦国清、唐亮、苏振华三位上将，在红军时期担任团职干部，因此只授予二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吕正操抗日战争初期率东北军第619团易帜参加八路军，只被授予独立自由和解放两枚一级勋章。乌兰夫在解放战争时期才担任军队职务，因此只获得一枚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三位上将在解放战争时期率部起义荣获一级解放勋章。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中将为67位，110位中将在红军时期未担任过师的职务而与一级八一勋章失之交臂。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少将为35位，其中红一方面军将领只有孙超群、苏进、张平凯、吴自立、白志文5位，红二方面军13位，红四方面军11位，其余为陕北红军、红25军、南方红军游击队。其中张广才是红四方面军中资历最老的少将。1932年6月任红25军73师政委，师长王树声，师参谋长李特，师政治部主任黄超，1933年7月任红31军政委。是红四方面军川陕扩编后第一批军级干部。徐海东、许世友等众多红四方面军大将、上将都曾经是其部下。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后任几十名员工的兵工厂政委。仅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只有3位大校，分别是红四方面军的罗厚福、周时源，和红二方面军的辛世修。罗、周二人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幸世修大校则是一级八一勋章获得者中唯一一位终身大校军衔。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曾任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3师8团政委，后随左路军行动，任红四方面军第32军94师政委，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编入红二方面军，任32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第120师、冀中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冀热辽军区、东北野战军工作。建国后，任第四军医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理所当然第被称为“全军第一大校”。（红四方面军资格最老的少将张广才）（第一大校辛世修）（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未参加授衔转业到地方的周保中将军）（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未参加授衔转业到地方的冯白驹将军）

红军时期荣获一级八一勋章的上将，只有李天佑和杨至诚两人没有获得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李天佑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1938年底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春返回延安，参加“七大”。杨至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底赴苏联治病。1946年返回东北。两人虽然在抗日战争初期，都担任过旅级干部，完全够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的资格，却都被评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掌握相对严苛了。相比林彪、刘亚楼同样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在苏联，照样评为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中，除辛世修以外，还有两位开国大校，且一直没有晋升将军。一位是张维翰大校，他毕业于北平国民大学政治系。1936年11月任国民党山东第六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的秘书，1937年5月经同窗好友彭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范筑先将军的侄女婿、代理山东省第六专员公署专员。遵照范将军生前遗愿，1939年1月率筑先纵队加入八路军第129师序列，1940年6月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8旅，任旅长，战将王近山、孔庆德都曾任该旅副旅长。 1955年任解放军体育学校副校长，后转业任国家体委陆上司司长。（张维瀚大校）

另一位是尹先炳大校。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编第11旅旅长（与张维瀚同期），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2旅旅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6军军长。'建国后，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第16军军长，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

（尹先炳大校）

1955年9月第一批授予朱德等五百七十人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王建安等421人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贺诚中将补授一级解放勋章。其中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全部获得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少将中618位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另外194人获得二级解放勋章。100名1955年大校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其中70位1964年以前晋升少将军衔。另外尹先炳、冯文华、冯鼎三、昌炳桂、王长江、王子光、王建中、王树君、朱佩瑄、阮平、杨叶澎、杨宗胜、李志明、杨文谟、吴建初、张岗、张孤梅、张俊升、林恺、周绍昆、郑亦胜、南静之、赵光远、俞炳辉、高鹏、高文然、葛燕璋、谢唯进、甄华、唐少田等30位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大校，始终未能晋升少将军衔。

1955年9月至1956年9月（在朝鲜志愿军志愿军部队）全军第一批授衔，共授予大校1266名，上校4439名。这批上校军衔获得者大部分在1955年至1957年期间被授予二级解放勋章，即1951年前定为准师级别，但也有一部分例外，一是老资格的红军正团级干部，二是1955年授衔前职务进步较快的正团级干部。也有资格老的，荣获三个二级勋章的上校。即：二级八一勋章，意味着红军时期营团两级干部。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意味着抗日战争时期的团级干部。二级八一勋章，意味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师级干部。四千多位上校，资料很是难寻，择出一位典型代表，北京军区251医院院长吴树隆，湖南宜章县人，1925年参加北伐军，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红军时期，曾任师卫生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4纵队、平西挺进军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后方医院院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长达22年军龄，始终在团一级岗位上，进步缓慢，这才是后勤干部的宿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吴树隆上校）第一次授衔存在许多令人争议和费解之处，坊间流传众多军衔低授的情况，余以为，其中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杨叶彭大校堪称典型一例。杨叶澎，内蒙古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决死队团政委，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远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4年4月任华北军区后勤部政委，军区党委委员，1955年4月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同时担任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吴先恩授中将，副部长赵熔授中将，后勤部副政委陈宜贵授少将，后勤部二级部，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授少将，军需部部长杨植亭授少将。你要说评衔工作不论资排辈，谁也不信。杨叶澎就吃亏在没有红军时期的资历，只是个地下党员。你设身处地想想，军事一把手是中将军衔，副职中将、少将军衔，下级二级部部长少将军衔，这个大校政委怎么干？（杨叶澎大校）

在我军授衔和授勋将领中，曾经在1935年长城抗战战役中，以下级军官（营长）身份获得国民党高级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王长江，说起王长江可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

王长江，河北博野县人，1915年1月考入保定第2师陆军军官子弟小学，1917年就读于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曾任济南陆军将校实施学校中校教官，军士教育团第3营中校营长，国民革命军第7军参谋主任，国民党32军营长、团长，山西晋绥教导团上校步兵主任，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由于在长城抗战冷口战斗中表现优异，1935年7月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的第65位获得者）。1938年12月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兼第6军分区司令员，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并兼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建国后，任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兼教育长，1951年6月因介绍昔日部属张树桥工作时未能察觉张是特务，受到了降职降级并留党查看的处分。1952年7月任平原军区（同年11月平原军区撤销，转隶山东军区）荷泽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时在国民党军队中获得过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的共有七人，其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为（按先后顺序）张治中、王长江、傅作义、程潜、邓宝珊。解放战争时期有两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董其武是在绥远与共军作战，陈明仁是在东北四平战役分获，有失光彩。（王长江大校）

八一奖章获得者人数不详，但不会很多。红25军、陕北红军、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后，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距1937年7月6日时间很短，在此期间参加红军的人数有限。真正大规模扩红应该只有红军东征期间在山西，和红军改编八路军之前陕甘宁地区扩红。

照片上的这位是1955年授大校军衔的原67军199师政委张川。山西永济县人，1936年12月红军东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55年被授予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其它我党领导的武装，如“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虽然早在1937年7月6日之前就已经成气候，名义上为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组织的“新军”，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控，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屡建奇功。直至1939年“双十二”事变，阎锡山妄图剿灭“新军”，“决死队”与阎锡山彻底分道扬镳，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在文革之前决死队的这部分指战员参加革命时间以入党为准，其军龄则从1939年计算。1988年7月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的条件大为放宽，凡在1937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范围包含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包括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如“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反帝大同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当然也包括“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就使得一批参加“决死队”的干部有幸在晚年荣获一枚象征红军待遇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自由奖章授予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产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２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２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排级以下人员。许多不够两年军龄的抗日老战士未能荣获独立自由奖章，但是在1988年7月都有幸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解放奖章授予当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２年以上，或参军虽不满２年但因作战负伤致残的连级以下人员。当时因战伤致残以领取革命军人伤残证明书为准。按照以后的政策，凡在1949年9月30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一律享受离休待遇。在军队系统的人员1945年9月4日至1949年9月30日参加革命工作的（无论是否入伍），1988年7月都荣获一枚解放功勋荣誉章。照片上的这位女大尉是赵镕中将的夫人邢峰，山西定襄县人，193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2月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军医大学进修。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医务工作。1955年9月被授予军医大尉军衔，荣获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