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有位年轻的姑娘，她来过，她又匆匆离去，只留下一个美丽的背影，她的名字叫张珊珠。
一、上海滩里，张家淑女崭露头角
张家世居于上虞东门外庙上村（现属上虞区丰惠镇虞光村），清朝末年，一个叫张继善的青年闯荡上海滩，在一家德国洋行找到了份体面工作，此后在上海成家立业。
1915年3月，家里第二个孩子诞生，这是个漂亮的女孩，起名张碧珍。
小碧珍聪明伶俐，惹人喜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张家没有重男轻女观念，小碧珍一到入学年龄就被送入万竹小学读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学校里她门门功课都很出色，小学毕业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务本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二中学），之后再考入该校师范部。
到1934年，她从务本师范部毕业，执教于上海市曹家渡干公小学，不久担任该校教务主任。她活跃能干、才华横溢，她容貌靓丽、热情似火，这使她成为上海教育界冉冉升起的明星。
然后不久，平静的校园生活被外敌的铁蹄声无情地敲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抗战烽火熊熊燃烧。张碧珍毅然加入上海妇女救亡协会，上街宣传、募捐资金、训练救护，发动和组织所有抗日力量，一致对敌。
上海沦陷后，1938年学校被伪政权接管，伪政权对学生采取奴化教育，这更激起张碧珍和其它进步教师的愤慨，他们坚决抵制奴化教材，勇敢地捍卫中国人的尊严。
由于她思想进步，行动果敢，引起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注意，是年，在钟明（后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刘峰（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等同志的介绍下，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祖国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她曾说：“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同胞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全身的精力献给神圣的抗日斗争，不到抗战胜利，我决不结婚。”
二、日寇追捕，地下党员回归故土
张碧珍的抗日行动引起了汉奸特务的注目，之后日本宪兵张开罗网，对她四处追捕。为安全起见，上级党组织通知她撤离上海。父亲舍不得女儿远离身边，劝她去法租界暂避风头，可她仍决定回老家继续抗战。就这样，她离开生活了24年的上海，告别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师生、朋友，回到上虞。
在老家庙上村，她与先前回来的嫂嫂和侄女一起生活，患难与共。为隐蔽身份，她改名为张珊珠。
1939年6月，新昌人俞渭川调任国民党上虞县党部书记长，他思想进步，行为开明。他还带来了一批新昌籍进步青年，如宣传干事俞菊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党部秘书俞元亮不久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在二俞的带动下，上虞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
经嫂嫂在县城认识的周大姐介绍，张珊珠来到上虞城（今丰惠镇），结识了俞菊生和俞元亮，参加了他们主办的“战鼓歌乐社”，成为该社的主要成员。他们一起高唱《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还将《新四军军歌》以《军歌》之名，公开在上虞城唱响：“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1940年2月，为抗战的需要，上虞县“战地服务团”成立。上图为战地服务团团员合影，前排左起：俞渭滨、俞菊生、俞元亮、俞渭川、诸觉（曾任中共上虞县委书记）、何畏（曾任中共梁湖区长）、王恒生；后排右起：张珊珠（女），黄静远（女）、徐剑琳（女）、李竹先（女）、罗振声（曾任中共上虞县工委书记）、沈子宽、金国光、丁生招、魏大众。
战地服务团虽由国民党县党部主办，却成为共产党活动的场所，同年3月，在俞菊生、俞元亮的策划下，魏大众、黄静远、沈子宽、金国光、徐剑琳等都加入共产党，张珊珠则在上虞老家找到了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
在战地服务团里，张珊珠总显得与众不同，她娇小玲珑，气质高雅，一头披肩长发柔顺光滑，常穿一件绿色旗袍，有时外面罩一件黑色大衣，特别漂亮、洋气，被同志们戏称为“摩登女子”、“上海小姐”，也曾被怀疑为反动党团、CC派等。为了与同志们融为一体，后来她也与大家一样，一律穿公家发的青灰布衣裳、帽子，挎一只盖上缀有一颗红五星的布挎包。
随着紧张而繁忙的抗日宣传和战地劳军的开展，张珊珠的忘我精神和不屈意志，受到同志们的赞扬，成为大家心目中“最敬爱的人”和“坚强的钢铁战士”。
曾任中共上虞县工委书记的周明同志回忆说：“我们感到她当时政治态度是坚定的，对同志是很诚恳的，县工委对她的印象较好。她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活动能力。记得那时她的衣着比较时髦，像上海小姐，当时做地下工作也有利于掩护。”
三、宣传抗日，“上海小姐”辗转余上
在战地服务团，张珊珠成为党领导下的出色文艺尖兵，她和队友们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跋山涉水，四处巡回宣传，以饱满的战斗热情，在四明山麓播撒着抗日的种子。
1940年2月21日至25日，战地服务团张珊珠等19人，奉命协助浙江省三区政工队赴余姚作劳军公演。她的队友侯苏写的五篇《劳军日记》，真实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十分珍贵：
二月二十一日，晴。出发之前在城里（指丰惠）演戏，没有休息，又匆匆忙忙准备流动演戏，慰劳驻军。我们19个团员，集中睡在大会堂。夜已深到船上去讨论工作。
二月二十二日，晴。从上虞到余姚，在船上学会《娥江谣》，终于如期赶到余姚，没有妨碍省三区政工队演出。睡城隍庙。
二月二十三日，晴。在余姚，清早起来，警报声响。我们躲向天主教堂。碰碰碰，炸弹响，教堂玻璃格格响。警报解除，在那里开会布置工作。船埠头被炸、死伤的人很多，三区政工队与余姚政工队去救护慰问。晚上演出《活捉日本佬》及《新人物》效果好。尤以余姚同志扮演的父母被炸死的孤儿向观众募捐这一幕活报最精彩。睡前举行检讨会。
二月二十四日，晴。上午在余姚参加联谊会，分配五幕剧《儿女英雄》排演。晚上演完戏，政工队同志帮我们把整好的东西搬上夜航船，睡在船上，水波撞拍着船底，像母亲哼的催眠曲。
二月二十五日，晴。在百官，船到三棚桥，由运输队挑物件到百官东狱庙。午后，一部分在大舜庙布置舞台，一部分去劳军，晚上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出《活捉日本佬》《芙蓉与牡丹》，还与百官青年同志合演《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
这样的巡回演出经常进行，她们的足迹遍及下管、丁宅街、永和市、夹塘、小越、百官、崧厦等，也多次去梁弄，至于在城里的演出则更多。
战地服务团都是多才多艺的文艺战士，除了演出，还制作木刻画来宣传抗日。张珊珠曾创作一幅从画报上临摹的木刻画：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着两只抢劫来的鸡，得意洋洋地归去。她用此画来唤醒百姓对敌人的仇恨。
他们还用演出来募捐寒衣代金。1940年10月10日晚，在上虞县城大会堂里，由县战地服务团与“舜江学社”三十余人联合演出了抗日名剧《父与子》，以募捐寒衣代金，连演两夜，一时风靡古城内外。当时的《上虞报》前后四天登载《父与子》剧情介绍、演员名单等。张珊珠一改以往都演正派女主角的戏路，这次饰演的是反派女主角，她的表演获得一致好评。
张珊珠全身心地投入抗战文化事业，先后加入“战鼓歌乐社”、“县战地服务团”，还参加“上虞县城区青年暑期服务团”。1940年下半年因三区政工队已离开上虞，县政工队早被解散等情况，俞菊生、俞元亮等以县党部的名义，发起组织全县性的青年学术组织——“舜江学社”，张珊珠等七人被选为干事。张珊珠还积极参加县妇委会组织的支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活动。1940年12月9日的《上虞报》报道了上虞青年服务队举行各界妇女座谈会讨论妇女问题，到会者有赵芝霞、沈丹舫、汤馨、张珊珠、徐剑琳等。
1940年12月底，这天战地服务团的地下党员们紧急刻写油印宣传单，待夜幕降临，兵分五路，从县城街巷出五座城门，到周围主要乡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长张珊珠与大众、静远是一组，她们摸黑出东门，一直到东门外谢家桥，紧张而机智地战斗到凌晨三点多。
翌日，县城内外舆论鼎沸，反动派的投降嘴脸被揭露无遗，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深入民心，这使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
当时的上虞县长陆桂祥，认定“战地服务团”已被赤化，勒令解散，并开列黑名单，宣布这些人不得再在县城留用，除非改换姓名。张珊珠也名列黑名单之中。
四、奋战坎流，妙龄姑娘因公殉职
中共上虞县工委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决定让面目较“红”的同志撤离，另外继续留下来。已上了黑名单的张珊珠，党组织本来安排她去条件好一点的宁波，但她自愿去相对艰苦的嵊县。
1941年春，上虞的张珊珠和余姚的俞震同志凭中共绍属特委的介绍信调到嵊县县委联络机关——嵊县坎流小学。该校教职员工是清一色的中共地下党员，校长周柏生兼任党支部书记。
坎流小学正需要张珊珠这样的教师。她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上课语言生动；她的美术功底扎实，学生们很感兴趣;她在音乐课上把抗战歌曲演唱得情景交融，催人泪下；她对学生循循善诱，以表扬为主，很少批评，深受学生喜爱。她还举办民众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姐妹会，将一颗红色的种子扎根山乡，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她是生长在上海的大小姐，但不是娇气的“上海小姐”，她能吃苦耐劳，样样事争着干，她对人对事谦虚谨慎、不骄不傲。
1941年6月下旬，中共绍属特委和嵊县县委指示坎流小学党支部创办《联声》油印小报，开展抗日宣传。小报为日刊，由周柏生任主编，张珊珠负责编印。在炎炎酷暑中，她夜以继日地与战友们一起撰文、排版、刻写、油印，昼夜操劳，废寝忘食，将每天的《联声》报如期传送到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大众手中。这份小报发行发行到大半个嵊县，办得很有特色，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得到特委、县委领导的充分肯定。
9月中旬的一天，张珊珠还在辛勤编印报纸，突感浑身不适，身体烧得像团火炭，且一直不退烧。开始她还坚持工作，学校请来了本村的邢中医，经诊断说是得了伤寒症，给她吃了中药，但不见效。珊珠的高烧仍然不退，直烧到不能起床。许多学生家长和青年妇女得悉后，都来看望她，送来鸡蛋等食品。
由于当地条件艰苦，缺医少药，1941年9月26日，学校和党组织派人从长乐镇请来一名西医为她诊治。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西药，针打入时她大声惊叫，顿时昏迷入睡。当晚张珊珠变得神志迷离，口说胡言，随即进入弥留状态。第二天也就是9月27日上午9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上虞的好儿女从此香消玉殒，享年26岁半。
分析死因，张珊珠可能是被那一针西药夺去生命的，但由于当时处于保密状况，学校负有掩护特委、县委安全的重任，故而不敢声张，更不便追究。
噩耗传开，坎流小学师生和邻近百姓无不痛哭流泪，万分悲伤。
原春晖中学学生黄亢夫（肖璜）后撰文回忆：两天前他向珊珠借一把木刻用的刀，“那天她发过高烧，但神志还清醒，她让我自己去找。”待闻听她去世的噩耗后，真如晴天霹雳。
黄亢夫满怀悲痛参加了张珊珠的葬礼，并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等我赶到坎流小学，只见张珊珠同志的遗体已移到楼下礼堂中，躺在临时搭起的灵床上。娇小的身躯，穿着她平时最爱穿的绿旗袍，头部被一块布包着，再也看不见她那笑眯眯的小圆脸和明亮的大眼睛！我向她遗体告别时，想起她还那么年轻，平时那么精力充沛，那么多才多艺，她还能为党为革命做多少工作啊！她抛弃上海的优裕生活，来到偏远山乡，过着艰苦的生活，坚持抗日救亡，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张珊珠的遗体被安葬在坎流村后面的小山头上。
黄亢夫继续写道：“战友同事和父老乡亲们在悲痛和惋惜之余，由衷地赞誉珊珠同志短暂却非凡的一生。她，犹如迎风挺立的一枝战地黄花和一朵缤纷绽放的红色“地下玫瑰”，永远散发着火热的青春活力和沁人肺腑的芳香！”
（本文由张珊珠的侄女张绍梅老师提供资料和图片，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悠悠丰惠 史济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