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虽说也是某一学科的小专家，但却像老妈一样——爱女红。家里像个缝纫店，针啊线啊各种布料啊满柜子都是，最让我垂涎的是她那台电动缝纫机。知母莫若女，她看出了我的小心思，临走就送了一台。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安装，看说明书，研究各种小配件的功能。对缝纫并不陌生的我，很快就把操作程序理清了。
崭新的机身，雪白光洁。我这不入流的裁缝鸟枪换炮的兴奋劲儿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味道。穿上针引出线，心痒痒的，手痒痒的，立马找出要翻新的被罩，脚轻轻点击电动控制器，刷地一下，那么轻盈，那么快速，一行标标致致的针迹就像小溪一样，清清爽爽地流淌出来了。白雪公主的到来，使我的“标准牌”老式缝纫机一下子变成了灰姑娘。虽说我要移情别恋，那旧物件就要下野了，但几十年刻在“标准牌”上的岁月却永远不会在我的记忆里消失。
我的新宠——胜家3342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到七八十年代，在我们东北，姑娘结婚都要“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但我一件也没有。结婚之后，那个不足10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缝纫店，也没有人会裁衣服。两个白手起家的人买不起衣服，但是得穿衣服啊，咋办？穷则思变，先到书店买了一本《缝纫入门》，然后把婆家那架老掉牙的“标准牌”缝纫机借来——我想自学成“裁”。虽然对裁剪一窍不通，但读过高中，学过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啊。学裁剪首先是学制图，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东西也不算难，就是画几何图形呗。直线曲线角平分线，长方形正方形，间或有梯形椭圆形；计算尺寸时也只是小数分数。但我还是不敢直接在布上画，怕万一画错了，一剪子下去裁坏了可不得了。那时候买布是要凭票的，最少的一年是每人三尺，仅够做一个大裤头的。每买一块布都是算了又算，刚好够做衣服的料，裁坏就没辙了。为保万无一失，我就先在旧报纸上画，觉得差不多了，再按着纸样裁布。但有一次还是把尺寸计算错了，幸好是给大孩子裁的，略改一下给小的穿，没多大损失。
1995年给大女儿做嫁妆
有一年，我用了一周的时间，给丈夫做了一件土蓝色的制服棉袄——中山装式的。这可真有点难度，除了要把握好尺寸，领子要做得立挺，口袋要做得方正，尤其是兜口的包边，要分毫不差，就是老裁缝也是要谨慎操作的。关键处我在缝纫机上一针一针地轧，小心翼翼。丈夫第一次穿上这么合身时尚的棉袄，可开心了，我也为自己的作品骄傲了一回。可惜，只一个冬天就被他穿坏了——那时的棉布太不耐磨了。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有个口号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虽说有点夸张，但是普通百姓谁没有穿过带补丁的衣服？连毛主席的睡衣都补丁摞补丁呢。我们农村有句老话，笑露不笑脏。就是说，衣服脏点不要紧，千万别露肉。所以衣服差不多都是在快坏未坏的那个节点就补上，生怕不知啥时布丝扛不住最后的压力，突然迸裂把肉露出来。缝补，是当时每个家庭主妇必备的“妇德”，衣服也是补不胜补，有了缝纫机，效率高多了。眼下最时兴的渔网牛仔裤，故意把好端端的布料戳得千疮百孔，膝盖、大腿大块大块地露在外面，生怕别人不知道裤子里面包裹的是人肉，这种新潮审美对补惯了衣服的我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
困难时期，布料是有限的，所以做新衣服的机会少，翻新补旧的时候多。我最拿手的是“翻新”。记得结婚时买了一条蓝色呢子裤，穿褪色了，就拆开翻个面重新缝上，又似一条新裤子。结果翻啊翻，最后都认不出哪面是原版了。五十多年过去了，这条有纪念意义的裤子还在我的衣柜里。另外轧鞋垫啊，轧袜底啊，缝纫机都是最给力的。有了它，我的生活少了许多窘迫，一家人总算可以穿得齐整。那时候过年，孩子们就是盼着穿上一件新衣服，吃上一顿香喷喷的年夜饭。就这点不咋地的手艺为我们的艰苦生活添了不少色彩。当别人家的孩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家孩子的新衣服时，心里就甜丝丝的。有一年临近春节，不知怎么买到一些花布，缝纫机咔咔地响了一天一夜，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给我的几个小姑子每人赶制了一件新罩衫，那时婆婆已经不在了，小姑子们还小哇。
结婚前十年，一家人，尤其是孩子，几乎没有买过成衣，都是我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地缝出来的。大女儿至今还保存一件几十年前我给她做的花棉袄——灯笼袖，用锤子打上去的按扣还亮晶晶的，就是现在穿上也不过时。
八十年代，我进城了，那时什么都是配给，我左右托人，好不容易弄到了一张难得的缝纫机票，新的“标准牌”搬进家时，我就像现在抚摸这电动缝纫机一样兴奋。那时布票取消了，但钞票少啊，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买衣服，大多仍是自己缝。记得在长春进修时，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家“服装研究所”，就买了一块灰色的“的确良”，让师傅给我裁了一套裙装。师傅说：“在这做吧，我们的手艺是上乘的。”不，那要5块钱呢，够我吃半个月的饭了，还是自己缝吧。那是我自学成“裁”最得意的作品，毕竟是“名剪”裁出来的啊！
1984年自己做的西装套裙
一九八八年我在从北到南，跨越4省的大迁徙中，淘汰了许多东西，但我的“标准牌”就像我的机要秘书一样始终紧跟主人的战略步伐，跨黄河渡长江，跟我来到江南。九十年代我的工资还很低，有一年夏天，我去买衬衫，一件衬衫要30多元，太贵了，于是乎花6元钱买了一块蓝底白花的棉绸，缝一件坎袖简易短旗袍，穿出来大家都说挺好看的，就这样一连三年如法炮制，乐在其中。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新衣旧衣满柜子，也不用自己做了。不做衣服了，这么高级的电动缝纫机派啥用场呢？居家过日子，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原来的被套床单宽了窄了，大了小了，总不能像餐巾纸那样说撕一张就撕一张啊，还有那些留着无用、扔了可惜的旧衣服，也可以改造为椅子垫、沙发靠背、收纳袋之类的。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物尽其用，我尽其“裁”，也善莫大焉。况且“女红”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它不仅只有物质意义，还包括丰富的精神内涵。清代著名苏绣大师丁佩在《绣谱》中评说女红时有言：“闺阃之间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好言者默，因之戒慵惰息纷纭……”虽说女红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洪流里已失去了它本来的风采，很多女人不摸针线了，但它“陶淑性情”、“戒慵惰息纷纭”的隐性功能应该不变。
女红启蒙教育（摄于1989年）
如今，虽有女儿赠送的电动缝纫机，但我还是舍不得几十年跟我南征北战、印着岁月沧桑的“标准牌”。它咔哒咔哒轧布的声音，是一种生活的旋律，是一首岁月的诗歌，曾陪伴我走过苦辣酸甜。现在我把“标准牌”连着上面刻着的故事一起装进我的收藏夹，新的“胜家3342”将和我一起书写“标准牌”的续篇——休闲、快乐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