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
鲁迅是左联名义上的领袖，自瞿秋白离开上海之后，左联的实权落到了周扬、夏衍和冯雪峰的手里。周扬非常教条化，对文学一窍不通，冯雪峰叫他“小钱杏邨”。
于是左联化成了两派，一派是鲁迅、茅盾、冯雪峰和胡风等，另一派是郭沫若和周扬等。胡风承袭了鲁迅的衣钵，相当大胆的同他们战斗——虽然他对当时整个文学水平的提高没有实际贡献。
冯雪峰和瞿秋白都是鲁迅的好朋友
冯雪峰是鲁迅最亲密的朋友，他本来可以继承鲁迅的地位，但抗战开始后退隐到浙江家乡去了，后来被关进上饶集中营，1943年签了悔过书才放出来。
雪峰写过很多寓言
不论在大后方还是苏区，作家们写出许多昙花一现的作品，如历史演义式的小说、流行小调般的诗歌和根据地方戏改编的剧本。现实主义的艺术因此受到了莫大的损害。
抗战爆发后，有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新经典，毛主席显然在推行瞿秋白所未尽的任务。
闻一多一度与鲁迅齐名。在1940年后信仰了共产主义，他是中国文学的教授，又是早期新月派的诗人，他扶掖了许多初出茅庐的诗人。
闻先生要是多活几年全集会更厚
许多战前的文化领袖，当时人不在大后方，鲁迅已经逝世，胡适和林语堂去了美国。周作人太爱惜北京的文化，没有长途跋涉到内地。沈从文，朱光潜和梁实秋都到内地去了，偶尔唱唱反调。所以没有一个像战前上海那样公认的文化中心，让大部分作家集合在一起进行思想争论。
张天翼后来患了肺病，创作不多。
吴组缃写完《鸭嘴涝》之后，就再没有什么新作。老舍评价《鸭嘴涝》说：组缃先生最会写大场面，里面的词汇，声调，歇后语，谚语，都使我念了一遍，再念一遍。
老舍是文人以笔报国的好例子，写了许多宣传抗战的剧本和许多民谣式的诗歌，但长篇小说只写了一本，而且还是例行公事式的爱国宣传小说。
这段期间最值得一提的是艾芜、沙汀、端木蕻良和路翎，这四位中最多产的是艾芜。他写抗战、写内地农民以及他自己亲身在中国西南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经历，虽然他不是一流人才，但战时的文艺批评家对他大为赞赏。
艾芜的好朋友沙汀，只能描绘出一个仅仅符合共产主义宣传的简单世界。
就文字观点来说端木蕻良是非沦陷区语言最丰富的作家。他不仅表达了对东北农民猎户的亲热向往，也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山川人物同样有亲切的感情。《大江》里文词之瑰丽和刻画之深透，求之于近代其他中国作家再无第二人。不过在他还未能完全掌握到小说的其他要素以前，他只能说是而已。
看完《憎恨》让我对“憎恨”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以至于写了一首歌
端木的短篇看过一批，但大都忘了。《曹雪芹》不错，可惜和《红楼梦》一样没写完，只有上和中。他的东西写的非常内向，不容易指出他明显的优缺点，但塑造人物真的是很得心应手。
路翎是胡风手下的爱将，有对黑暗势力战斗的不屈的精神。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被欺压的农民和游民，就是孤军奋斗到死也不晓得用集体力量的知识分子。
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沈从文的《长河》和其他作家的佳作，比起战前十年间最佳的小说来，在数量上要少的多。刻板式的游击战争的描写，学生的浪漫故事，以及到处可见的抗战宣传口号，这些公式化的故事糟蹋了大部分战时小说。不过这个时间正是中国舞台剧的黄金时代。
30年代中期，西方式的戏剧终于在沿海诸城市的中产阶级中建立起商业上的地位，这种成绩差不多是曹禺一个人的功劳。虽然他尽力模仿易卜生和奥尼尔，并借用希腊悲剧中某些熟悉的情节，迁就中产阶级观众对中国社会某些沉浮事物的通常反应，炫耀浅薄的左派观点，曹禺自命为严肃的艺术家。他仰慕契诃夫。但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反映封建社会式微的悲剧的《北京人》是他所写过最好的剧本。
想了想，曹禺的书我一本也没有哈哈
郭沫若在三个月之内赶出的三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和《虎符》，把战国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任意扭曲。他自夸写作速度说在九天之内完成《虎符》而不影响他的公务和社交。他又自比于莎士比亚，其实连德国浪漫主义诗剧家席勒的作品也比不上。历史剧一时成为风尚。
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成为新贵。
卞之琳写过晦涩而富巧思的诗篇。
当时最受人赞赏的诗人是艾青、田间和藏克家。这三人中只有留法归来的艾青偶然达到毫无做作而简朴的境界。
袁水拍凭他那些山歌题材的政治讽刺诗在国民政府后方声誉凌驾于藏克家之上。
冯至写了一本《十四行集》，果然不负Rilke私淑弟子的声名。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香港还是文艺活动中心，事变之后，上海对于内地传来的戏剧乃大表欢迎。延安后来成了文化中心。说来似乎难以令人置信，战时最有才气的新作家不产生在重庆或延安，而产生在上海。
沦陷区文坛的首领是周作人，继续写他自己那一类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籍之非常博学的札记。
这个时候刚巧有几个严肃的作家留在上海。抗战初期上海的确还有几位左翼作家居留着。在上海的作家大多避谈政治，只写些无关痛痒的散文、短篇小说和逃避现实的剧本。
在上海出现的最有天才的作家是后来写《秧歌》的张爱玲，她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她完全不受左派影响。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故事都是有关上海和香港的典型生活的，从官宦之家的阔绰排场到时髦人士的洋习。这些小说技巧之熟练和心理刻画之透彻，在近代中国文学中是无与伦比的。
钱锺书博学多才，在抗战后半期从内地回到上海埋头写《围城》。此书于胜利之后出版，立即成为中国小说新的里程碑，中国从未有过讽刺性和喜剧内涵这么丰富的小说。
张爱玲和钱锺书的作品是这时期最佳的创作。
师陀比上述两人的财气稍逊，也是于沦陷时期在上海成熟的他，在战前已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战后的小说《结婚》是对上海的腐败情形描写的既鲜明又深刻的作品。
诗人吴兴华战时和战后都住在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对中国和多种西方语言的重要诗人几乎都有深入的研究。如果解放后继续在这方面努力下去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抗战结束时，有一批不受时势左右的优秀小说家，如巴金、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锺书等。又有一批认真致力于诗歌创作而又有才气的诗人，如吴兴华、穆旦和杜达文等人在支撑场面，所以还是显得非常有生气。他们的文学修养渊博，对西方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也极热心，比文学革命时代那一批作家要成熟的多，足以代表新的一代。
周扬与何其芳、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及林默涵等人紧密合作，扶持了一批作家，如赵树理、侯金镜及秦兆阳等。
俞平伯对小说的艺术了解不多，而他对《红楼梦》的评价非常天真。在得到冯雪峰的称赞后，不仅意气风发起来。
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关系走的比较近
郭沫若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主席，茅盾和周扬为副总主席。茅盾还是文化部部长。萧乾成了《文艺报》编辑。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是副社长巴人——王任书掌握实权。
═════════════════
第十四章 资深作家
沈从文的《长河》显示出它在小说艺术上进入最成熟阶段。
老舍当《四世同堂》推出时，证明他已无法重振昔日的光辉。
巴金战后的小说《寒夜》是现代中国小说中一项罕见的成就。
═══════════════════
✥1951年在上海✥
茅盾：
是抗战期间中国的首席小说家，他得以保持这一地位，主要因为住在香港和国统区，可以不管延安方面的指令。
✥1962年与孙子孙女✥
1942年秋，他从桂林迁居重庆以后，便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至抗战胜利为止，除去《清明前后》这部话剧外，甚少作品问世。在《腐蚀》里，他通过女性的触觉来反映罪恶，书中的意象始终很肤浅。从《腐蚀》到《霜叶红于二月花》总算呼吸到一点春天景色的清新之气。胜利以后茅盾没再有创作问世。
1946年从苏联回国后在香港居住，主编《小说月刊》，1949年出任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会长，又在郭沫若之下担任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还担任很多半官方和名誉性的职位，他是《人民文学》的总编辑。他聪明的很，至此，不发表文艺创作，只发表文章和演说，和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的旅游杂感。
✥1980年在书房✥
⬜️我说
读茅盾的文章真是一泻千里，很快就读完了，但又说不出他的妙处，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大概我对20年代的那场革命了解太少了吧。他描写的特点之一就是把一切动的、静的都加以了拟人化，读来颇觉有趣。
═══════════════════
沈从文
1943年出版了最重要的一本《黑凤》，后来又写了《湘西》、《云南看云集》和《昆明冬景》。在抗战爆发之初，沈从文毫不迟疑的选择了他的故乡湘西作为想象的着眼点。在暌违了18年后，他重游湘西之后写了《边城》和《湘行散记》来记录他对于改变了生活模式后的该一地区所生的种种感触。1937年冬，沈从文继续逗留在湘西，完成了一本旅感实录《湘西》和一本小说《长河》，《长河》是沈从文较长作品中最佳的一本，是一出喜剧。那是种因于作者的信念，认为爱心，友情，工作和仪式虽在暴政之下，总可以延续下去。不过书中丰富的幽默感却不易界定，因为故事充满了社会性的批评。而且紧邻着一种悲剧感。
解放后，沈从文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阵，因为心理上受到刺激，企图自杀。到了1957年，他终于成为了作家协会的一名成员。同时，人民出版社替他出版了一本选集。
══════════════════
✥1965年在日本✥
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当选会长，一直到抗战结束，他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负责人。
为了配合当时形式，老舍写了许多朗诵诗，其中四万余言的《剑北篇》便是仿照北方大鼓形式写成的。此外还写了许多剧本，诸如《国家至上》、《面子问题》、《张自忠》等，不过多数都很肤浅，只是用来激发爱国心的宣传品而已。（老舍致陶亢徳：写鼓词也好，写旧剧也好，有人要我就写，写着十分伤心，不写又无法吃饭，我名之曰文章凌迟，死而后已。）
多年的宣传工作，严重的损害了老舍的批评能力，他在创作方面的智慧完全为神话性的英雄思想所取代。（老舍致陶亢德：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战后，老舍立即宣布了他最富野心的计划——写一部百万余言的长篇，取名《四世同堂》，批评家们一致对此计划寄以厚望，并且预言这部小说将成为老舍最辉煌的成就。
于是《惶惑》和《偷生》分别于1946年7月和11月出版，《饥荒》则迟至1950年9月才开始在《小说月刊》上连载，这三本书节译成英文本，取名《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1951年在纽约出版。不过《四世同堂》非但没有符合众望，反而可以说是一本大失败之作。
很显然，老舍一直没有从爱国主义宣传的麻醉中清醒过来。《四世同堂》的事情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有什么东西让作者动了这么大的兴致，一步一步的去追溯几个家庭的兴衰存亡。有关北平背景所做的横断面描写，以及对于北平沦陷区的深入研究？
它所有描写的只不过是正义和投机取巧的对立，英雄和怯懦的冲突，以及大无畏精神和邪恶之间的斗争而已。读起来会为书中惩罚罪恶原则的机械运用，为那些汉奸和坏蛋们所遭遇的天外横祸感到尴尬，这样一种幼稚的爱国心以及憎恨罪恶的表现，使小说读来毫无真实感。在一本叙述中国如何在敌侵考验下再生的小说中，却用了因果报应时的悲喜剧手法，显得甚为滑稽。全书中唯一有人味儿的角色反而是为了保全爱国心，在日本人统治下忍辱偷生的祁家老小，钱默吟的角色有如鹤立鸡群，使本来平淡无奇的情节，生色不少，钱默吟也则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理想化了，就和那些汉奸走狗们越来越受到了漫画式的丑角画一样。
与老舍其他的小说相似，《四世同堂》是一本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小说。其最重要的主题是：在民族抗战的一场浩劫中，中华民族的优越性不但得以保留下来，而且更见坚强了。而劣根性，像那些在汉奸走狗身上所代表的，则被淘汰。
✥1966年与外孙外孙女✥
自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确居文坛高位。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家不同，那些人不是放弃写作，就是经过长期痛苦的沉默后才又尝试写作——比如沈从文和钱锺书。老舍则在50年代一直很活跃。创作了一连串描写中国人民和土地获得翻身的剧本《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等。有好长一段时期，老舍使人觉得他已经很愉快的适应了那种忙碌而又空虚的生活，一点儿也没有自觉到自己最后的命运。
巴金说我不信鬼不信神，我信有“阴间”，等我到了阴间和老舍见了面，他要是拉着我的手问：“我爱咱的国啊，可谁爱我啊？”我会说：“我们都爱你啊。”
叶圣陶说：我跟他一块儿起居，听他那幽默风趣的谈吐，咀嚼他那独到的引人深思的见解，真可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
夏志清对老舍的评价过于苛刻，我认为老舍的成就是超越了郭沫若和茅盾的，所以他身居高位并非是德不配位。
就我个人来说，一个作家的书看完之后，能拿起来再看，而仍旧感觉心生欢喜的，有三个人的作品：鲁迅，老舍，村上春树。
══════════════════
巴金
尽管巴金是一个真诚的爱国分子，是出于责任感来从事宣传工作，而个人却没有得到满足。只要你相信爱，相信真理，只要你愿意散播生命种子，鼓励人求生，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个便是巴金所采取的一种崭新的立场。
因为才华所限，他在四十年代尚不能称作一个深刻的小说家，不过他已经变得敦厚，而且在中国小说界算得上是出色的一个了。40岁以后。随着政治态度的改变，巴金丢开了革命课题，开始撰写《小人小事》。
1944~1945年开始《寒夜》的写作，全书在战后驰名的杂志《文艺复兴》上连载，这的确是一本呕心沥血充满爱心之作。巴金一直对于自己善于“发掘人性”而感到自豪。在《寒夜》里，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发掘出来了。《秋》是巴金所写的表达愤怒最好的小说，《寒夜》则是他创作的最伟大的爱的故事。
══════════════════
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斐尔等相比，有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她和农村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五岁的张爱玲
张爱玲八岁那年，母亲游学归来，她家也从天津搬到了上海。她用功读书，考取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因为欧战改入香港大学。大三那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她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写作。
那时候上海文人不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便是那些只谈风月的周作人派散文作家。写作的环境并不好，但好在气焰嚣张的左派批评家销声匿迹了。张爱玲可以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
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
1943年~1945年，她是上海最走红的作家，经常在《杂志》、《万象》、《天地》等月刊上发表文章。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有这种倾向。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的小小乐趣都不肯放过。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他们的动态。
刮破她滑稽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她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
年岁渐长，开始写各样的通俗小说。从原有蝴蝶派章回小说一直到叫喊革命口号的普罗小说，把文字好好的活用，固然给她极大的乐趣，但是画人物画也使她很得意。
论学问他当然比不上钱锺书，钱锺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他们的观察范围则较为狭小。
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写实功夫的。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张爱玲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的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里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对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它对于中国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代替“说”，她对白的圆熟和对中国人脾气的琢磨。
《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的可怕。她的意向的繁复和丰富，它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揭发。
契诃夫说：悲剧人物暂时跳出自我的空壳子，看看自己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空虚的。
《金锁记》据我看来，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受西洋小说影响较多。张爱玲充分的运用了她的文字技巧，运用了她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她对于善恶的直觉。她同简奥斯丁一样态度诚挚，可是又能冷眼旁观，随意嘲弄。
她不像钱锺书那样对人类有一种理智的鄙视，她对怪人怪事也没有由衷的爱好，因此她的作品很难叫人捧腹。
抗战胜利后左派作家从内地回到上海，张爱玲颇有自知之明的改行写电影剧本。
1952年张爱玲避居香港。沈从文和朱光潜是清算斗争的对象，张爱玲所受的麻烦远不如这两位教授那么大，原因是共产党根本瞧不起她，并不拿她当做一股反动力量来看待。
在香港她写了两本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假戏真做和人生如戏的可怕，这两点一直维持到全书的最后。
《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
✥1976年7月29日，张爱玲致夏志清的信✥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看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从1955年移居美国后，过了十几年凄凄惶惶日子，因为没有学位，在国外又没发表过作品，所以不能安心写作，也不能搞研究，只能靠翻译讨生活。一直到1966年台湾皇冠出版了她的全集，后半生的生活才算有了着落。2022年4月15日。
《流言》
关于张爱玲的书至今仍是能读到的不多，幸好有皇冠。读的少了评论起来难免会片面。
虽然语言也有犀利的一面，还有若干的经典句子。但矫情是必不可少的，她比萧红少了淳朴与直接的刺激。
有很多篇你觉得该结束了，她还要继续写，也就是说在“起承转合”的“承”上，做了过多的功夫，致使文章的结构在比例上产生不平衡，但还不至于让人生厌。
总起来说我是喜欢她的。
三毛比她更多了一层浮夸和矫情——老觉得自己美的不行。而萧红的笔触更加男性化一点，萧红不像张爱玲和三毛那么爱说及自己的外表。
此书的装帧设计与罗大佑的《恋曲2000》异曲同工。2001年10月30日。
《谈音乐》
幸好只是谈音乐而非论音乐，张爱玲对音乐所知极为贫乏，如此毛骨悚然的来谈论音乐，让人实在受不了。
《十八春》
两人默默相对，只觉得似水流年在那里滔滔的流着。——张爱玲
别扭，第一次看就别扭，这第二次看是更加的别扭，心里的那个难受啊。
世均这个人是比较可恨的，道听途说的一个消息，妄加揣测，竟然就把一段刻骨的恋情放手了。十八年后再相见，竟然又做出一副深情的姿态，讨厌至极。
曼桢是个苦命的人，天方夜谭的一个噩梦竟然会降临到她的身上，更愚昧的是下嫁祝鸿才。而笨拙的作者又找来一个慕瑾，安排了她最后的归宿。曼桢对慕瑾一直是友情啊，而慕瑾也只是在她身上看到曼璐的影子而已。
为什么偏要凑足十八章呢？太刻意了。
许鞍华改编的《半生缘》真好看！吴倩莲，黎明，黄磊，吴辰君，梅艳芳，葛优，王志文，个顶个的有戏。2001年6月30日。
《小艾》
城里的颜色不能太多，所以冬天的城市看上去更稳重一些，而冬季的心情也似乎沉静了许多。站在高楼的窗口向外眺望，满目萧索，反倒升起一股温馨。
这样便会回忆起一些多年前的美妙时光，温馨而永远的那些，想象中永不会生厌的部分，占据了心里最敏感的一块。2002年11月16日。
傅雷说
傅雷评价《金锁记》说：作品的美到了顶，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傅雷是个狠人，当然不会和夏志清一样只唱赞歌：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如一杯沏过几次开水的龙井，味道淡了些。
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旧文体的不能直接搬过来，正如不能把西洋的文法和修辞直接搬用一样。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
钱锺书
他是汉学家钱基博的儿子，他取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1937年学成归国时，他不单精通了英国文学，而且对拉丁、法、德、意四种文学都有研究。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后即返回上海，一直到战事结束，他除了任教于一间女子学院外，一直致力写作。
1948年钱锺书刊行了他学问心得的《谈艺录》，此书用雅典的文言撰写，沿用传统诗评方式，对中国古今数十位诗人的风格和用字做了精密的研究。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
由于他一向轻视同行的学者，一直不屑于从事非常重要的考证和批评工作，他多年没有发表重要的学术著作。直到后来被聘到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到底还是出版了一册《宋诗选注》。如果不在书中加入那么多描述宋代社会状况的诗篇，这本书会好的多。
《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都优秀。由于他对当时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他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
钱锺书小说的两大特色：讥讽知识分子和心理描写。
钱锺书叙述手法的成熟以及对道德及心理问题认识的透彻，《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部。
一部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处理。
钱锺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他喜剧场面里经常出现的精彩警句和双关语，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向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锺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的能手。
钱锺书心存感激热情赞夏志清道：“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围城》
古早的时候，从虎哥处借得一本《围城》，读来饶有趣味，那本书后来流传到文哥处，深以未曾标注点评为憾。遂每阅书市，都经心访求，惜遇到的都是盗版。今日去双龙，不料，竟得到一本正版的，2001年2月24日。
《人兽鬼》
在昏迷中，我见到了世界。——辛巳端午。
真所谓“龙头凤尾猪肚子”，中间“地狱”那一段，铺设过于冗长，令人反感作者的贫乏，2001年4月28日。
钱锺书还是以研究学术为主，《七缀集》一小本还没看完，更别提《谈艺录》了，有缘再读吧。
══════════════════
师陀
原名王长简，他第一个笔名叫芦焚。（师陀之名应该是“师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比不上钱锺书或张爱玲的，但他和他们一样，也曾居于日据时期的上海。
师陀之进入文坛得沈从文帮助不少（沈从文进入文坛得郁达夫帮助不少）。师陀早年以故乡河南村镇生活为背景，文笔典雅，饶有诗意。这似乎是当时北京年轻一辈作家，如丽尼，何其芳，李广田、陆蠡等人的共同作风。
由于过于讲求文体的雕琢，在他早期作品中，短篇小说和小品散文这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便很不分明。
抗战爆发后，师陀从北京移居上海继续写作，他乘着战时剧院活动的蓬勃，摇身一变成为剧作家，并改名师陀以表示转向。
师陀对中国的前途感到失望，早在1936年他就写了讽刺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马兰》，这部小说是笨拙的讽刺作品，更坏的是到结尾时演变成了荒唐的狭义浪漫故事。虽然师陀并没有善用独特的手法，但双重透视的运用显示了作者在技巧及情节上的独特心得。他下一部完成的小说就在这方面大展所长。
✥巴金与师陀✥
由于历年的撰剧经验和早期对讽刺作品的尝试，师陀在《结婚》一书中摆脱了以往沉思默想的哀悼气氛和乡村小镇的题材，他现在的文笔明快、生动，若就他的叙述技巧与紧张刺激而论《结婚》的成就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实在是罕有其匹的。
他的书就收集到这三本，并且一直以为芦焚和师陀是两个人，看了，又都忘了，书里没有批注，没有划线，扉页也没有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