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作者：李广荣，扬州大学
摘 要：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起初少人问津，到最终成为英语文学经典中的一员，其间文学场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张爱玲小说经典化过程的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边缘期、半边缘半中心期和中心期。本文分析这三个时期译本、译者、读者、传播语境和意识形态等所起的不同作用，揭示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张爱玲;英语世界;经典化;中心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19WWWB00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翻译变通的认知语用研究”(2014SJB764);
文献来源：李广荣.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J].外国语言文学,2022,39(01):50-60+135.
1. 经典及经典的产生
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能称为经典吗？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那么什么是经典呢？经典是怎么产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王运熙、周锋，1998:17)。文学经典应当是蕴含这种“至道”和“鸿教”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个定义强调作品的内在品质，但不同时代对“至道”和“鸿教”的观点并不一致，因此不同时代有着不完全一致的文学经典。王宁认为：“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林精华等，2010:50)。文学史是由人撰写的，在不同时代能够进入文学史的作品也不完全一样。所以这两个“文学经典”的观点既包含客观的标准，又存在主观的选择。在文学经典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强调作品内涵的本质主义，比如西方文学批评大师布鲁姆认为：“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2011:4)，“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2011:21)。另一种是强调时空作用的建构主义立场。建构主义观点认为经典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与社会权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昨天的经典也许由于批评风尚的嬗变而在今天完全有可能失去昔日的光辉，而今天的经典也许由于新的批评理论的发现而跻身于经典的行列”(王宁，2010:53)。综合这两种立场观点，本文认为经典既是历史构建的产物，也是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体现，是文本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产物。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在成为经典之前，一般都要经历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下为赞助人赏识和评论、被收入教材、进入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拥有相当多的读者等一系列的过程，它们是促成经典产生的关键因素。
文学系统是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组成成分千差万别，然而又相互依存，主要分为“高级形式(high)和低级形式(low)、经典形式(canonized)和非经典形式(non-canonized)”(Even-Zohar,1978:11)。高级形式、经典形式在文学系统中地位高，享有较多的话语权，占据文学系统的中心区，而低级形式、非经典形式则地位较低，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区。“同所有系统理论一样，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相对性。人们不仅从与其它成分的关系中考察各个组成成分，并且各个组成成分的价值也是从它们在系统中的相对位子获得的，一个组成成分的价值或者功能就是它和其它成分的关系”(Hermans,2004:106)。“中心区”和“边缘区”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中间有一个既非中心又非边缘的过渡地带，“中心区”和“边缘区”可以相互转化。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随着文化语境、文艺思潮、文学风尚等的变迁，原来处于边缘地区的非经典文学，逐渐向中心靠近，最终取代原来占据中心的经典文学。原来的经典文学则降为次经典或者非经典。根据这个理论本文把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自译本的边缘区(1955～1995)、他译本的半边缘半中心期(1995～2002)和收入经典的中心期(2002～2015)。并以上述经典化过程的几个要素为维度，描写分析这三个阶段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阐释其经典化过程。
2. 边缘化时期的张爱玲小说
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张爱玲年轻时曾立志在英语世界成为比林语堂还要出名的作家，但直至1995年去世前都未如愿以偿，其英译小说知者甚少，多方面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首先，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未能在早期的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民族经典要成为世界经典都必须经历翻译的过程。丹穆若什指出：“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2014:309)。民族经典在异域的再经典化过程中，译文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译文是译者心智活动的产物，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是一种选择决策行为。作为决策的主体，译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文化身份、翻译理念以及个性特征都会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边缘化时期，其译文都是作者自译的。张爱玲1955年刚到美国时生活非常窘迫，一度寄居在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里。1956年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后，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两人基本靠张爱玲卖文为生。这样的经济状况使得张爱玲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极大限制。在这一时期，作为译者的张爱玲有“自我东方主义”(王晓莺，2015:115)的倾向。这段时期的代表译作有：Naked Earth(《赤地之恋》)、Little Finger Up(《等》)和Shame,Amah!(《桂花蒸阿小悲秋》)以及根据《金锁记》改写的The Rouge of the North (《北地胭脂》)。
第一，艺术价值是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主导因素。张爱玲“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美学理念和“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是她小说的主要艺术魅力。她既继承了“言情”和“世情”小说的中国传统，又融入了西方心理分析元素，使得读者在平凡中见到传奇，在传奇中看到平凡。具有鲜明的张氏风格的原创性。然而，边缘化时期的张爱玲英译小说，为了迁就英语读者的阅读趣味，这些艺术特征被严重扭曲和破坏。例如，令中文读者过目难忘、回味无穷的《金锁记》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的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1996b:85)
这个开头使得传统叙事带有陌生化的特点，既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风格，又展现了张爱玲个人独特的艺术才华，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中文《金锁记》的开头就是带有一种无法同化的陌生性。然而，《金锁记》开头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在改编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过程中完全消失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开头是：
Everything she drew comfort from was gone, had never happened. Nothing much had happened to her yet. “Miss!Miss!” Her name was being called. He was calling her outside the door. (Chang,1998:1)
这是个普通寻常的开头，没有像《金锁记》开头那样一下子抓住读者注意力的文字魅力和审美情趣。在人物塑造上，有学者认为：“适应出版商的要求和读者的口味，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明摆着的，Yindi身上负载的文化内涵无可避免地弱化了，不再像曹七巧那样是具有鲜明特点的‘这一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层层重压下的产物”(布小继，2013:163)。
在翻译《桂花蒸阿小悲秋》时，将小说名称译为“Shame,Amah”(《丢人啊，阿妈》)。中文小说名称体现了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女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蒸”字形象地描绘出八月闷热的天气，富有诗意，又因其时桂花多开，故命名为桂花蒸。“悲”字说明小说以阿小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为主线。“阿小”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甚至是有点可爱的名字，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怜爱。而英文小说名称是西方殖民者眼中的东方人，“Amah”是对东方国家奶妈、女佣或保姆的称呼。“Shame”(丢人)是对人物的评价和嘲笑，呈现的是东方人的愚昧无知。
边缘期的译本，除了在文字方面有较大改动外，在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也作了颠覆性的改造。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东方人愚昧、卑琐、儒弱、狡诈、荒淫。于是，在《阿小悲秋》英译本中，阿小的丈夫被打发到了澳洲，而阿小自己则在上海找了个情人，原来的儿子则变成了养子，并且增添了许多对阿小私生活的描写。这些改变迎合了西方人的心理，能够满足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原来小说的艺术魅力却大打折扣。
第二，这个时期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未能得到“赞助人”的认可。尽管张爱玲努力迎合西方读者和市场需求，但并没有如她所愿成为“要比林语堂还出名”(张爱玲，1996c:106)的作家。在美国，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The Rouge of the North，几经周折，最终由英国伦敦的Cassell and Company出版，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而且反面评论居多。同样，根据《赤地之恋》改译的Naked Earth在英美两地也没有找到出版商出版，最后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翻译的短篇小说主要刊登在华人编辑的华人小说集上，出版地在港台，读者范围相当有限。如Shame,Amah!《桂花蒸阿小悲秋》收录在聂华苓编译的《中国女作家的八部短篇小说》，由台北Heritage Press出版。实际上，1967年The Rouge of the North出版后，张爱玲就放弃了打入英语文学圈的梦想。张爱玲小说后期的主要译者金凯筠分析说：“在我看来，张爱玲之所以停止在美国市场冲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她看出来读者并没有兴趣花钱购买她的小说”(金凯筠，2003:214)。
第三，读者不能体会张爱玲小说的批判精神，小说的阐释空间未能充分打开。读者误解是张爱玲小说在海外不能顺利传播的另外一个原因，她自己也在不同场合分析过。张爱玲认为家庭制度是政府腐败的根源，“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学就是鞭挞“吃人的礼教”，而西方读者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不能理解张爱玲小说的社会意义。“我自己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较多，直到作品遇到与语言障碍同样严重的其它障碍，被迫从理论上分析时，这才意识到新文学扎根在我的心里深处”(Wakeman,1975:299)。在给夏志清的书信中，张爱玲说：“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夏志清，2014:13)。
第四，除了文本、赞助人、读者因素外，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关系也是张爱玲小说这一时期在英语世界传播受阻的一个原因。东西方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几乎中断。除了迎合东方主义的作品，华人英语小说很少受到关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镇压进步力量，引发了一场政治迫害。整个美国社会一度显得很沉闷，人们谨小慎微，思想保守，沉湎于物质享受。对外来文化一般采取冷漠或敌视的态度。另外，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英语文学一直占据世界文学的中心位置，其它民族的文学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边缘化。张爱玲小说除了迎合当时政治语境的《秧歌》引起文学媒体的关注外，其余作品皆默默无闻，其被边缘化也就在情理之中。
3. 半边缘半中心时期张爱玲小说
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张爱玲去世前虽然在英语世界文学圈未能取得突破，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地区却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许多小说名家都以“张派”传人自豪。不少在英语界从事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竭力向海外推介张爱玲小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成为推介张爱玲小说的摇篮。这一时期英译张爱玲小说主要刊登在中文大学主办的《译丛》上，其小说由自译转向他译，中国香港和国外的一些学者主动参与到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这些人大多以自身学术为职业，翻译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一种艺术追求。后来收录于企鹅现代经典的多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翻译的，只是当时未被英语世界广泛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经历了从华人英语圈向世界英语圈的过渡时期，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则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从1995到2002年发表的主要英译小说有：Sealed off(《封锁》)、Love in a Fallen City(《倾城之恋》)、Great felicity(《鸿鸾禧》)、Traces of Love(《留情》)、Steamed Osmanthus Flower:Ah,Xiao’s Unhappy Autumn(《桂花蒸阿小悲秋》)等。这一时期传播效果的改善首先归因于译文尊重原文和原文作者，尽量反映原文的本来面貌。以《桂花蒸阿小悲秋》的翻译为例，张爱玲自译时，对原文的情节做了大幅度的删减，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重新塑造，而帕顿(Patton)的译文则紧扣原文，尽力再现原文的风格和魅力。独特的意象和比喻是张氏风格的招牌，如原文中出现的“她们家男东家是风，到处乱跑，造成许多灰尘，女东家则是红木上的雕花，专门收集灰尘，使她们一天到晚揩拭个不了”(张爱玲，1996a:179)。这句原文生动绝妙地揭示了小说男主人翁在男女关系中的本质，但在张爱玲早期的自译中却被省略了。而帕顿的译文则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精神：“Their male employers were like the wind,rushing about helter-skelter blowing up dust,while the women resembled the ornate carvings on expensive furniture,so attractive to dust that they were kept busy cleaning from morning to night”(Chang,2007:94)。
同时，得益于海外华人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广，这个时期张爱玲小说的英译作品开始进入美国大学课堂。进入学校课程是文学经典化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志清就将《金锁记》英译本列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材内容。於梨华在纽约州立大学开设的英译中国现代小说课程中也用到张爱玲的小说，其他著名华人学者如刘绍铭、王德威和李欧梵等同样不遗余力地在美国高校推广和普及张爱玲的作品，形成了张爱玲研究的海外学术圈。学校的教育和著名学者的大力举荐，改变了部分读者的认知结构，拓宽了他们的阅读视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开始在英语世界逐步得到认可。1999年Laurence J·Trudeau主编的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用14页的篇幅介绍了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首次出现在美国人编写的英语文学史中。在这本文学史中，夏志清开门见山地评论道：“对于有文学鉴赏力的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来说，张爱玲不仅是当今中国最优秀和最重要的作家，而且就短篇小说而言，可以和现代一些严肃的英语女作家相提并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Trudeau,1999:34)。这个论述为以后英语学术界把张爱玲和其他英语著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半边缘半中心时期的接受环境对英译张爱玲小说日渐友好。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中美文化交流得以恢复，中国文化受到关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日益频繁，受众不再以先前敌视和猎奇的心态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因此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价值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另外，这一时期不少张爱玲小说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搬上荧屏，其中包括《倾城之恋》《怨女》《红玫瑰和白玫瑰》和《半生缘》，扩大了其在海外华人圈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张爱玲小说走向世界，因为海外华人许多是英汉双语使用者，他们是潜在的英语读者，从出版商利益来讲，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张爱玲热”开始从华人世界向英语世界扩散。
4. 张爱玲小说进入英语经典行列的标志
把2002年作为张爱玲小说进入英语经典行列的起始点，是一种主观判断，但也有其客观标志。这一年，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二版收录了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英译本。《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在所有世界文学选集中最具影响力，是美国大学文学专业的通用教材，其权威性得到广泛认可。能够入选该文选，说明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和对社会及人性的观察具有普遍意义。2003年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贝特福德世界文学选集》)也收录了张爱玲的小说。2012年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第三版再次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收录其中。至此张爱玲得以和世界文豪一起登上世界文学殿堂。2006年，在西方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纽约书评》出版了张爱玲的小说集单行本，并且收入“经典图书”，其中包括《倾城之恋》等六篇小说。张爱玲是当时唯一收录该经典图书的中国作家。2007年世界最著名的出版商之一的企鹅出版社将张爱玲小说集《倾城之恋》英译本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文库”。“企鹅经典是英语世界经典文学出版界的领袖，是教育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企鹅经典书目被许多批评家看作西方经典的边界”(Qian,2017:296)。2005年当《围城》英译本被收入同一文库时，汉学家和翻译家蓝诗玲(Lovell)认为，这是英美文学出版界对待中国文学态度的一个大跃进。同年，张爱玲的另一部小说集《色·戒》的英译本也被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文库”。2014年，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半生缘》英译本再次被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文库”。至此，张爱玲小说成为西方文学经典中的一员，成功地从西方文学的边缘进入了西方文学的中心。
5. 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
进入文学中心的原因分析
2002年以后，张爱玲小说在进入英语世界文学中心的过程中促成经典产生的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风格在译文中得到更加充分地尊重和再现。许多译者把重现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和艺术魅力作为第一要务。以其中的主要译者金凯筱(Kingsbury)为例，她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小说，认为张爱玲是世界级的天才，是任何有志于了解世界主义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的作者。按照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说法就是对原文“信赖”。因此，她们对翻译张爱玲小说往往有独特的理解和见解。有些译者在译文前言或后记中详细分析了作品在主题、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特色，帮助读者理解和欣赏。在《倾城之恋及其他小说》英译本前言中，金凯筠(2007:xiii)评论说：“张爱玲的伟大贡献是将清代白话小说的语言和规范同英国爱德华时代的作家的世故和讽刺相结合，通过视觉想象融入当时好莱坞电影的场景和技巧，将其小说呈现出来”。蓝诗玲则在《色戒及其他小说》的英译本后记中，详细分析了《色·戒》的叙事及心理刻画等方面的特色，揭示了曲折情节背后的主题意义。她认为：“《色·戒》最清楚地同时又令人不安地表达了张爱玲对理性的抽象政治和非理性的感情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即后者远非前者可比”(2007:157)。基于对原文独创性的欣赏和尊重，译者都力图在译文中还原原文的独特魅力。正如金凯筠所言：“我总是绞尽脑汁翻译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习语和隐喻，努力在英语中找出生动活泼的对等语，不让这些习语和隐喻像在熟练中文的读者脑海中那样轻易溜走”(2007:xvi)。这种既亲近读者又保留原文风格的翻译策略所产生的译文，势必更加受到市场的欢迎。
第二，张爱玲小说的内涵在英语世界得到深入挖掘。“阐释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整体性的一部分。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佛克马、蚁布思，1996:22)。张爱玲小说能够进入英语经典行列得益于西方学者对其意义的不断挖掘，使其内涵不断丰富。他们利用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从不同视角探讨张爱玲小说蕴含的潜在意义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发。同时他们将张爱玲同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彼此作品的异同，分析各自作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意义。据柳星统计，至今国外关于张爱玲的研究著作36部，学术论文43篇(2016:2)。例如，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姚思嘉把张爱玲的《色·戒》和劳伦斯的《处女和吉普赛人》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女性欲望。她认为：“尽管写作风格不同，劳伦斯和张爱玲通过性爱塑造了强有力的反抗典型”(Yao,2017:195)。除劳伦斯以外，迄今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把张爱玲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过的经典作家有：弗吉尼亚·伍尔夫、费威尔登、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赛珍珠、谭恩美等。这无疑提升了张爱玲在英语世界的文学声誉，帮助她进入经典作家的行列。
第三，“赞助人”的推动是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佛克马认为“一旦成为经典，文学经典就会被广泛模仿、改编和戏拟，释放出巨大的互文性”(1996:69-70)。同样，文学作品一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也会扩大其影响，吸引更多的读者。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轰动一时，虽然这些影视剧都是在华人圈播放，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影响也会波及其他语种的人群和市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著名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导演的《色·戒》在全球大获成功，曾获得包括有电影奥斯卡奖风向标之称的美国“金卫星奖”在内的多项奖项，在世界范围传播了张爱玲的文学声誉，激发了普通读者对张爱玲的关注，拓展了潜在的阅读市场。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很可能就没有收录在企鹅现代经典丛书中的英译小说Lust,Caution。《华尔街日报》曾经分析，张爱玲在西方的“重新被发现”有两个关键原因，一是中国的日益国际化，二是李安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的影响力(陈赛，2015:42)。收录丛书的三部张爱玲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影视作品的招贴画，这一点直观地显示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和影视作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佛克马还认为经典已经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71)。反过来说，文学作品必须进入教育体系，才能完成其经典化过程。一方面，成为学校教材是对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向社会普及经典的重要环节。学生是连接专业读者(学者、批评家等)和普通读者的纽带。2002年以来张爱玲小说研究是美国高校中国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论文常见的选题。
第四，意识形态和文艺思潮的变迁推动了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特别是全球化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外读者渴望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生活状态就是了解中国过去的一扇窗口。正如《诺顿世界文学》第三版总主编普契纳所说：“在阅读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时，其现代性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旧上海”(2011:214)。女性主义和全球化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推动了张爱玲小说在西方的经典化进程。张爱玲小说大都描写的是男性中心和父权制度下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了女性主义批评挖掘不尽的宝藏。同时，女权运动使得女性作家在英语世界受到特别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被重新定位，一些女作家进入了文学史，其作品也被收入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选读，张爱玲就是其中的一位。另外，后殖民主义时期世界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文学不再是英语国家的文学一统天下，第三世界和非英语国家的文学开始受到重视，英语翻译文学的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华裔文学在美国崛起。全球化以来，对经典的重新认识和定义，使得文学史得以改写，翻译文学作品得以进入英语文学的经典行列。在这个背景下，张爱玲的两部小说集Love in a Fallen City（《倾城之恋》）、Lust,Caution(《色·戒》)和长篇小说Half a Lifelong Romance(《半生缘》)先后入选“企鹅现代经典文库”。
6. 结语
文学作品的思想魅力和表现手法是其成为经典的根本。一部艺术平庸的作品，尽管有权力的操纵和媒体的吹捧，也很难成为经典。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家，但其作品很长时间在英语世界并没有得到顺利流通，传播效果欠佳。传播效果是译者、译本、读者和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成为经典是对传播效果的最高评价。从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可以看到，一部作品要成为世界经典首先要保证译本能真正反映原文的艺术魅力及其原创性。其次，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译本既不能过于迁就目的语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对译文大加改动，强化他们对外来文学的偏见，如张爱玲早期的自译小说；也不能忽视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超越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再次，应该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对公众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学者在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引导和培育。此外，应该充分利用影视传媒作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工具。张爱玲小说能够进入英语世界经典的行列，也是文艺思潮的变迁和全球化到来的选择。虽然张爱玲小说进入了英语世界文学的中心，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每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经典度是不一样的，即被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的认可度不一样。达姆罗什曾将经典分为超级经典、对立经典和影子经典三类(Damrosh,2006:44)。超级经典是永恒的经典，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对立经典是超级经典潜在的竞争者，时刻想取而代之，影子经典则是逐渐被淡忘的经典。目前，张爱玲小说成为英语文学系统经典中的一员，其实质不同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超级经典”，也不同于高尔斯华绥等“影子经典”，而是来自其它文化的“对立经典”，即作为特定区域文学的代表，可以进入英语文学的经典选集，在区域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中得到广泛阅读，普通读者知其名而并不熟稔其作品，其能否成为永恒经典还有待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