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士民的抗美援朝：省劳动厅长脑袋里有一颗子弹在朝鲜前线还不忘读书的沈先夫，任谁也想不到这位真实的身份居然是当年朱德总司令的警卫排长。
“你怎么知道沈先夫？他脑袋里有一颗子弹的，取不出来……”
听我提到这个名字，安然有些惊讶，而他这样回答，惊讶的反倒是我了——老萨知道沈先夫，可不知道他的脑袋里还有一颗子弹。
我是在安然提供给我的志愿军公路工程大队相关资料中见到沈先夫名字的，他当时的职务是公路工程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是安然父亲姜士民教导员的顶头上司。
公路工程大队是志愿军后勤部长洪学智手中的一张王牌，专门负责公路和桥梁的维护和管理，后扩编为总队。
据我所知，沈先夫是老红军出身，在红四方面军长征过程中担任朱德总司令的警卫排长，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前已经是副师长。也正因为如此，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有两个沈先夫，否则对正常部队而言，大队应该是营级，级别未免稍低了些。
然而，根据安然描述，抗美援朝战争中工程兵部队较为特殊，所辖人员远超一个营，故此大队是按照师级待遇，而总队是按照军级待遇的。因此，沈先夫担任二大队的副大队长，仍然是副师级，而且责任更加重大。
我是在查找安然父亲姜士民相关往事的时候，注意到沈先夫的名字。作为第二大队的教导员，姜士民曾率部在第五次战役中扼守临津江渡桥直到最后一刻，而查看第二大队的战史发现，这不是该大队第一次在临津江为全军断后——在1951年3月第四次战役中，该大队也曾奉命坚守春川大桥，情况与第五次战役中颇为相似。
第四次战役，是美军新指挥官李奇微上任后第一次尝试其“磁性战术”，即不与进攻的志愿军死战。在他的安排下，面对志愿军的攻击，美军一面后退一面用炮火杀伤我军人员，直到一个星期后推测志愿军弹药耗尽，再发动反攻。对于美军这个新的战术，志愿军上下都需要时间来适应，因此前线一度十分吃紧。
与麦克阿瑟相比，李奇微更注重实际，他随身总是携带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在战斗中给自己来一个痛快。
工程兵部队也面临着危险处境。1951年1月，二大队前出到咸兴附近的双松里，以便配合第四次战役。2月8日，该部进驻三八线以南的春川郡松岩里。然而，前期看似顺利的进展，隐含着巨大的危机，美军飞机对我后方和交通线的攻击十分疯狂。
1983年中国科学院化学部组织专家对化工冶金研究所学科方向进行评议，除了魏寿昆、汪家鼎等老先生之外，后排正中还有一位，便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化学冶金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杨玉璞，正是他记下了沈先夫在抗美援朝中的战斗。
根据当时在二大队担任政治干事的杨玉璞记录，李奇微麾下的美军轰炸十分凶猛。2月11日，从国内的公路总局慰问团到达松岩里，第二天一早就遭到轰炸。此时，工程兵们发现附近有特务在打信号弹，而我军的一辆汽车未隐蔽好，也暴露了目标。
面对空袭，慰问团的人员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幸好第二大队的人员早有准备，有人去引导或背负慰问团成员隐蔽，有人则扑火救人。杨玉璞自己和另一名干部李绍春拼死从燃烧的房屋中拖出一箱文件，立即遭到美机的二次扫射，杨玉璞的大衣被打中起火，他的背部也负了伤，幸好李绍春沉着冷静，抱住他滚到沟中才得以脱险。
当时遭到二次攻击的扫射，大家都以为必然无幸，杨玉璞听到司务长谭振邦在弹雨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也幸被另一名叫做付金荣的干部扑到沟里。
杨玉璞对李绍春印象深刻，而且沉痛地记录李最终牺牲于1951年9月。
李绍春长眠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烈士陵园。
而那位无畏的司务长谭振邦，后来成了清华外语系的教授。设若李绍春不死……
言归正传，面对敌军的狂轰滥炸，部队在空袭的第二天迅速送慰问团返回三八线以北，主力很快得到命令死守春川大桥，掩护步兵后撤。
杨玉璞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军做战略性转移，前线部队不断撤下来，最后一批是炸春川大桥的掩护部队。大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敢擅动。但是情况又十分紧急，大队领导研究是否后撤。”
沈先夫，谁能想到他的脑部竟然藏着一枚弹头。
这时沈先夫副大队长便说了他的意见：“根据我多年经验，分部不会不命令我们撤退的。很可能通讯员途中出了问题。我们决定先马上撤退，责任由我来负。”
经过4个小时的准备，部队顺利在敌人的炮火中撤离，3月18日撤到桦川。
事后得知，通讯员的确中途牺牲了。如果不是沈先夫判断准确，果断撤退春川大桥，二大队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兵。
而我此时看到沈先夫的名字时，便感到似曾相识——我曾听过他女儿沈邢台大姐的报告，讲述红军长征的过程，里面便提到她父亲的种种传奇。
沈邢台大姐是因为父亲母亲在邢台抗大总校生了她而得名的。
然而，沈大姐可没提到过她父亲头部负过伤，安然又是从哪里得知的呢？
原来，第二大队的战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春山大桥突围后约一个月，部队中有了议论，专门开会谈到沈先夫脑中有一颗子弹，身体不适，早晚要回国养病，需要健全领导班子，请示分部的意见是：最好沈先夫能再呆一段时间，带一带提上来的干部。
应该说组织上对这个问题颇为重视，5月即从六中队调干部沈现伦到大队担任副政委，郝克调任副大队长。1951年冬天，沈先夫才返回国内。
看来，沈先夫还真有头部负伤的记录，不知道带着这颗子弹，他怎样度过朝鲜危机四伏的战场。
只是，在其他资料中无从得知他究竟是何时、何地负伤的。根据沈邢台大姐描述，沈先夫在红军时代曾经在雪山上遇险，是朱德总司令将其救回来，但那次的问题在于严寒，而不是中弹负伤。沈先夫参加过四平战役，那一仗战斗十分激烈，吴京饰演的《乘风》中那位骑兵团长马仁兴就战死在那里，沈先夫是不是也在那里负的伤？抑或他就是在朝鲜战场负的伤？具体情况，看来还要等待进一步的考证。
1993年8月，沈先夫在80岁的高龄去世，脑部带着一颗子弹得享遐龄，估计是世界奇迹了。不知他头中的那枚子弹，是否对老人家后来的生活有所拖累。
1952年，沈先夫回国，此后一直在吉林省工作，曾担任省人事局局长、劳动厅厅长等职务，始终工作正常。
这简直不可思议。从外科角度，世界各地多有脑部中弹后活下来的例子，但大多会有严重的癫痫或其他后遗症，至少……您得把子弹取出去啊。而沈先夫这样中弹后始终没有取出，却还能指挥千军万马的……
至少还有一位，就是炮击金门的总指挥，开国上将叶飞。
1932年，在福建担任巡视员的叶飞在和地下党接头时遭到敌特袭击，头部中弹，由于位置凶险无法取出，也是带着子弹继续指挥战斗和工作生活，66年后才取出来。（也有资料说是头部胸部都有中弹，其中头部的子弹在叶飞遇袭不久后已经取出，胸部的子弹是一直伴随到他去世。）
有意思的是，刚刚把沈先夫讲清，又引来了新的问题——代替沈先夫的那个沈现伦也是个妙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土壤所的党委工作很出色，该所很快恢复了强有力的科研能力——此时，在土壤所担任党委书记的，正是这位沈现伦。
关于杨玉璞和沈现伦们，我一位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的朋友（也是斜杠作家）这样评论道：“院里一堆这种老革命，有点类似监军，我们所有个老红军才走了没多少年，他们要列席学术讨论会记笔记并汇报的，化冶所承担湿法冶金提炼钚的任务，有老革命很正常，后来还有稀土。”
“就是不知道他们天天听了这么多的数学公式会不会头疼。”
“另外，这种老革命要比一些又红又专的干部管理得更好。有些又红又专的不红也不专，反而非常善于整人。打仗出来老革命们反而非常维护这些经常发牢骚的知识分子们。”
有教授，有中科院的党委书记，还有带着子弹活得风生水起的厅长，看来这支志愿军的二大队真是个神奇的部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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