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近日，北京某知名快餐连锁企业被新增一条行政处罚：1月15日，该餐厅以31元的实际售价，售出两份标价29元的法风烧饼全餐周末套餐，共计多收价款4元。执法人员检查时，其已经退款，无违法所得。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餐厅处以1500元罚款。对此，有网友表示，多收4元被罚1500元，这家餐企有点冤。不过，也有网友指出，越是知名餐企越应严格管理，带头守法，既然违法就应受罚。（工人日报）
“餐企多收4元被罚1500元，冤不冤？”这一下意识的追问，实则指向对“过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被扭曲的担忧。
确知的是，该餐厅存在“在标价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收取未标明费用”的情况，之于此，法律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需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法条表述，是留足了“空间”的。首先，其所采用的措辞是可罚款，换而言之，就是也可不罚款；再者，明确了罚款金额上限而未定“下限”，这显然内含有遏制“重罚”、允许“轻罚”之意。
以此量之，“餐企多收4元被罚1500元”，尽管在形式上合乎法律条文，但与本质上的立法精神似乎未必契合。在“可罚款也可不罚款”“罚金额度限高不限低”的规则框架内，罚不罚、罚多少，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能动地履职。换而言之，就是要根据主观恶意、持续时长、非法收入多少、后果严重程度等具体指标，来做出公允、合宜的裁断。试问，仅仅两笔交易、多收了4元，且“已退款，无违法所得”，饶是如此，却依旧开罚千余元，这是不是有待商榷？
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固然要基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处罚1500元当然也合乎“5000元以下”的限定。可“依法行政”必然不应只是机械套用某些部门规章，更须对位阶更高的相关基本法有通透理解。譬如《行政处罚法》就有“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要求行政处罚的轻重程度表现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相对称，重者重罚，轻者轻罚——以此量之，执法“合乎法律规定”，理应有更多元呈现。
行政执法，要有刚性，也要有柔性。刚柔并济，方有善治。在不少地方纷纷呼应立法善意，加快实施“首违不罚”“轻微不罚”的背景下，“餐企多收4元被罚1500元”一案，值得被全方位审视。这无关对与错，而是探讨究竟怎样的治理文化和执法尺度，才更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涵养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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