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的今天，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无耻地挑起侵华战争。在这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心忧天下”的湖南人又做了些什么呢?
打开《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人们可以看到如此记载：“9月19日，省城各界获悉日军攻占沈阳，群情激奋，22日对日援侨会召集各界代表开紧急会议”。
从民众第一时间走上街头示威声讨，到成立“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并赴沪参战，再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救国……
从此，湖湘人民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救亡运动。湖南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最久的省份之一。
反应迅速：第一时间走上街头示威声讨
1931年9月23日，省会长沙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
9月25日 ，长沙各界20多万人举行反对日本武力侵略辽宁示威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反对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到会人数众多 , 为从前所未有”。大会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正义主张，迫使日资10余家企业陷入停顿。并将湖南人民对日援侨委员会改为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后游行示威。
随后，衡阳、邵阳、锡矿山分别举行5万人、3万人、2万人游行示威大会。长沙各中学学生组织讲演队上街演讲，并赴宁乡、益阳、湘潭等县宣传。华容、湘潭、衡阳、沅江、沅陵等地也先后举行反日运动大示威。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纷纷行动起来，同仇敌忾，开展斗争。这些斗争，导致日商日资的轮船公司、商号、医院陷于停顿，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湘的势力和利益，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湖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日情绪。
至此，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浪潮，在三湘四水汹涌澎湃起来。
声势浩大：抗日爱国团体遍布全省
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为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领导全省抗日救亡运动。
300余抗日团体发声“救国救亡”
随后，全省70多个县市和地区成立了反日救国会及学生、教师、工人、商民等分会，共计300余抗日团体遍布全省。这些团体举办的《湖南反日救国会会刊》、《抗日救国半月刊》、《抗日周刊》等刊物多达40多种，进行抗日宣传鼓动。
此外，湖南各抗日团体向南京政府、省政当局和全国各地发出数以千计的通电、呈文，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野心，批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害民政策，坚决要求停止反共，开放抗日救国自由，实行抗日战争。当日军侵占山海关后，各民众团体请愿省政府转电南京政府，调遣全国军队抵抗暴日;当日军进犯华北后，省城各民众团体纷纷请愿，督促政府出兵抗日……
抗日宣传既深又广 有声有色
在抗日团体的领导下，全省各界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街道、里弄、兵营、学校、剧场、车站、码头、影院，作演讲、出壁报、演话剧，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
而在此期间，抗日宣传也开始面向农村，发动农民起来救亡。
宁乡县学生抗日会组织各中学宣传队，深入村落农舍，向“凿饮耕食之大多数农民”宣传抗日。衡阳县学生抗日会“常将宣传大纲寄送各乡村小学教师”，并请县教育局“令伤所属乡村小学教师努力抗日宣 传”。地处边远山区的新田县，也扬起了农村抗日宣传队的小红旗，并先后办起了石印的《反日专刊》和《抗日特刊》。
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兵营，湖南的抗日救亡宣传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可谓深入和普及。 它对团结教育人民，提高湖南民众的抗日觉悟，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催化作用，为全民抗战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初步的动员。
感人至深：“我有铁血，可救中国”
“我有铁，我有血，我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忍不住，心头痛，抵不住，心头热，起兮起兮，大家团结，努力杀贼”……
这首让人热血沸腾、血脉偾张的歌曲，出自著名的“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团歌。
湖南青年：组建“铁血团”以救中国
九一八事变后，最感人的是“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简称“铁血团”)成立，并于1932年组建团队赴沪参战的故事。
据湖南参事室原参事李致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的10月5日，长沙爱国青年彭楚珩、胡安悌等发起成立铁血团。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洒我沸腾之热血，荡彼东瀛》。启事如火星，点燃了爱国情绪的“干柴”。刊登不到三天，长沙应征参加铁血团的青年达200余人。李致中当时是安化萸江师范学生，看到启事后徒步从安化来到长沙，加入铁血团。
1931年10月5日午后，铁血团成立大会在第一师范举行，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悬挂着“铁血杀尽倭奴”，“誓以铁血雪尽国耻”等横幅、标语。参加大会的团员和各界代表共2000余人。大会通电全国：“……以我辈之热血，誓与倭寇作殊死战。愿我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赴国难……”
当时有个叫杨达真的知识分子，看到成立大会热烈场面，心情激动，当场作歌一首，表达爱国之情。歌词是：“自古三湘多英烈，每逢危世伸奇节，前有灵均后船山，爱国肝胆照颜色……若道中华国可侮，除是三湘人尽绝……”
铁血团随后在湘潭、衡阳成立了分团，团员以青年学生为主，也有一些青年工人和店员参加，是湖南抗日爱国青年的总汇。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铁血团开赴前线修筑工事。原民国时期《湖南日报》(旧)于14日头版刊登大字标题：“旌旗白雪齐飞，志士山河共壮——铁血团大雪开往上海抗日前线矣”报道。由于长期不分昼夜在阴湿的地洞里工作，又缺少防护用品和雨具，男女团员患风湿、斑疹等疾病者不少，但他们依然坚守着。《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6月16日，铁血救国团援沪大队由苏州返抵长沙。
在铁血团的感染下，省内大中学校的学生都要求学习军事，以备杀敌报国的本领。湖南省体育界决定组建“学生救国义勇军”，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国防军事训练。
湖南退伍军人：愿重返战场杀敌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20多万退伍军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认为依靠“国联斡旋”，向侵略者“乞和”，“无异与虎谋皮”，表示愿意组织“湖南退伍军人救国义勇军”，重返战场杀敌。湖南各界在呈文和通电中，对南京当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害民误国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忠告。
就连驻湘国民党陆军第35师，新编第31师的爱国官兵，目睹辽、吉两省即将沦陷敌手，也大有“国破家亡，近在旦夕”之感，强烈不满“不抵抗”政策，自发倾向抗日，要求政府“全国动员，对日宣战”。
湖南后勤人员：迎着炮火上前线
“九一八”后，除了铁血团、义勇军，以及湖南将领正面指挥军队浴血奋战外，还活跃着专从湖南奔赴前线的一大批后勤人员。1933年3月，湘雅医院数十名医务工作者，组织抗战救护队，在院长王光宇的率领下，奔赴华北战场，进行救死扶伤的工作3月至6月，湖南省公路局数百名技术员工组成“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据记载：公路局拨汽车34辆，分三批出发。3月12日，第一批汽车10辆，由欧阳资生、刘奇善率领出发。4月1日，湖南第二批“北上抗日汽车运输队”汽车10辆由刘启道、韩月谭率领出发，担任从北平运军械、军火至古北口、喜峰口，又从前线运伤员回北平，其中六辆汽车被日军摧毁。5月17日，第三批汽车14辆出发，车抵北平后，因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而返回。
同时，湖南作为战略大后方，承担了繁重的安置伤兵和难民的任务，仅长沙市接受伤兵就达1万多人，难民8千人，全省难民数以万计。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发动各抗日团体组成伤兵难民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难胞活动”，为伤兵洗衣、写信、读报、教唱救亡歌曲等。
1933年2月16日，由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起，省会各界成立湖南航空救国会，推教育界名流胡庶华等11人为委员，积极“筹款购机救国”。长沙邮政员工集资购置“邮工号”飞机，省商会通知各市县商会成立机构“募捐购机”，长沙商会成立了以左益斋为代表的7人委员会，省会响彻“一片航空救国声”。
吾辈自强：抵制日货，国货救国
九一八发生后，湖南抵制日货，断绝供给，对日经济绝交，成为湖南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
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成最实际有效的斗争
9月22日，对日援侨会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反日，对日援侨会改为长沙反日救国会。 25日 长沙反日救国会召集长沙各界20多万人举行反对日本武力侵略辽宁示威大会，作出“团结民众力量，一致对日宣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的决定，使日本船只、五金商号、医院、银行等被迫停业。
同一天，湖南各界提出了五项对日经济绝交的措施：不供给日人原料;不买卖日货;不乘坐日轮;不为日人运输货物;不为日人服役。并成立专门机构抵制日货。
10月4日，长沙航运业决定，即日起不售日商“日清”、“戴生昌”两公司的轮船客票。日戴生昌轮船公司慑于长沙市民反日情绪，将其招牌偷换为华商“源通公司”进行营业，复被市民揭露。从此业务萧条，于1937年关闭。
为了加强领导，湖南人民抗日救国会特地成立了全省统一的专门指挥机构——经济绝交部。省会工人阶级自发组织工人义务调查队，巡回查禁日货;部分店员、商家参加“禁售仇货”运动;县一级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仇货检查委员会，各中学成立了仇货检查队，仇检会的负责人同时是抗日会的主要成员。湘潭、湘乡、益阳、常德、邵阳、岳阳、零陵、郴州、宁乡、醴陵、衡山、华容、沅江、新化、新田、沅陵等许多县市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围剿、打击贩运和销售仇货等非法活动。从1931年10月起，反日货斗争犹如春风烈火，在湖南全省普遍展开，并且掀起了阵阵高潮。
(抵制日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民族商业的繁荣)
1931年10月30日，学生仇货检查组200余人与湖南军人武德社配合，上街收缴仇货;1932年8月初，学生仇检队获悉有大批日货从岳阳、新市、汨罗、靖港等运抵长沙，即刻动员学生数百人，配合工人及爱国军警查缴了这批日货。为对流入省城的仇货进行“彻底清理”，1934年5月，省人民抗日会通令学生仇货检查组、工人仇检会与有关方面合作，编成70多个检查队，分长沙全市为6个区，对33条街道的“仇货”进行了大清检。
日本人经营的轮船、商号、银行和医院，由于人手缺乏，原料枯竭，生产陷于停顿，直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国货救国：为湖南近代工业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
湖南人民的反日货斗争，发动面广，持续时间长，四、五年时间持续不断。一二九运动后，人们认识到：只有振兴民族经济，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才能抵制日货。“湖南学生提倡国货救国会”于此时正式成立，用实际行动提倡了国货，继续进行着反日货斗争。
在“提倡国货 发展实业”的刺激下，湖南兴建了一批近代工矿企业。
1932年至1936年的四年间，先后兴办的和比较著名的有国货陈列馆、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湖南锑业联合贸易处、湖南造纸厂、湖南炼锌厂、郴州协康铅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酒精厂、桃源冷家溪金矿等共数十家之多，且有一定规模和技术设施。此前，这类近代厂矿在湖南是凤毛麟角甚或不曾有的。这也为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在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成为全国抗战运动兴起最早，声威最壮，影响最大的省份之一。
来自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吹响了湖南人民抗日救亡的号角，在此之后，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的湖南人，用生命和鲜血开启了“铁血救中国”的崭新一页。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颖 朱晓华 整合报道
资料来源：《求索》杂志1994年第1期、湖南日报、长沙地方志、抗日战争纪念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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