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写下《低欲望社会》后，日本便摇身一变，从推崇扩张的战犯之国，变成了低欲望之国。
大前研一将日本的低欲望解释为“胸无大志——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
在国家层面而言，“低欲望”社会的体现便是：
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都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
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但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
年轻人对于买车毫无兴趣，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
“宅”文化大行其道，一日三餐因陋就简，甚至三餐都是酱油拌饭。
然而，在低欲望的面罩之下，日本却在生产全球最多的欲望产品——
广义上的欲望产品，以及娱乐产品，包括综艺节目、动画、漫画、游戏等，日本在其中的任一领域，均是全球领先。
而狭义上的欲望产品，则集中于风俗行业相关的产品，比如成人影视、成人杂志、成人游戏、成人用品等。而这些产业中，日本占据了无法撼动的全球地位——
连锁便利店，直接贩卖成人杂志，年轻女性援助交际成风，街头林立的风俗店，出口全球的成人影视……
欲望产品的强大，甚至让国家法律都做出让步——
日本的民族底色是高欲望的。早在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日本便是物欲横流，从军国中枢，到侵略兵营，高欲望的人性诉求无处不在，也催生了日本特色的“慰安妇”。
二战硝烟散去后，日本的民族底色并未扭转。欲望仍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风气一时沉沦。
清教文化占据主流的美国，对此看不下去了，敕令日本“废娼”。
1946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军的《废除公娼备忘录》,颁布《公娼制度废除之依命通达》,2月制定《禁止人身买卖规则》。
其后，日本还跟着美国签署了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并在1948年颁布《风俗营业取缔法》。
法律开宗明义地指出：“旨在处罚助长卖淫行为和对有卖淫可能的女子实施辅导处分、保护更生措施,以求防止卖淫行为的发生。”
但主政日本的吉田茂内阁，却很快对自己阳奉阴违。
1948年11月，吉田茂内阁设立了“特殊饮食店区”。
这一特殊区域又有一个通俗的名称：“红灯区”。
吉田茂为啥打自己的脸？
一方面是原大量妓女失业等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驻日美军的旺盛需求。
简单说，废除娼妓，在日本的美国大兵的生理需求，谁来解决？
身为战败国的日本，从制定禁止卖春法，到实际允许卖春，背后都是追随美国的意志。
前者是美国这个国家的意志，后者则是美国人（主要是美国大兵）的意志。
但在吉田茂下台之后，对风俗行业的战鼓，又一次擂响。
1956年，日本颁布实施《卖春防止法》。一时间，日本掀起了废娼高潮。
到1958年3月底,全国所有的红灯区都被废除，1977年全国一举处理767名卖淫者及同谋，风俗行业似乎消弭在日本社会中了。
但与官方严厉打击相向而行的，是暗娼的发展。
1963年“傍马”盛行,1977年“红粉沙龙”诞生,1980年“情人旅馆”、“约会俱乐部”剧增,1982年名为“情人床铺”的素人卖春开始蔓延。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变向性产业，如带包间澡堂、汽车旅馆、深夜营业饮食店等，也在日本野蛮生长。
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本民族的国民性及文化底色，是与风俗行业绑定而生的，禁，是禁不住的！
在日本发生的这场欲望和法律的战争，欲望开始占据上风。
而美国本土风起云涌的性解放，无疑给了禁娼法律致命一击。
尽管名义上，日本是主权国家，但实际上，日本战后的政令、文化，均是尾随美国。
美国对性产业的放开，自然也给了日本放开风俗行业的道德出口。
1984年，日本修订发布《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正化等相关法》，从禁止风俗行业，转变为规范化营业。
换言之，日本默认了风俗行业合法化，并放弃了对这一暗影中的行业的打压。
政府这一松绑不得了，日本高欲望的民族底色彻底显现，在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日本风俗行业进入震撼级的大爆发。
风俗店开遍日本，风俗业营业形式推陈出新，风俗业商业推广肆无忌惮……日本由此进入浮浪的镀金时代。
而这种暧昧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日本青少年。
到了90年代末，以援助交际为主要形式的青少年卖春现象，在日本愈演愈烈，家长抗议之声此起彼伏。
尽管日本推出了保护青少年的相关法案，但潘多拉的魔盒已经释放，一切无法逆转。
如今，日本的风俗行业，仍冠绝全球，东京歌舞伎町更是举世瞩目的欲望之地，东南亚等国的女性被“进口”至日本，日本成人电影出口全球。
低欲望？这些高欲望的产品，揭示出了高欲望的民族性。
日本从来如此——从从奈良时代的“游行女妇”到二战的“慰安妇”，日本的高欲望传统千年不绝，至今仍是如此。
只是，经济上的疲软，使得这种高欲望必须以低成本的形式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