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隐著《蜀记》收录的一段记载，被襄阳学者视为有史记载以来、开天劈地第一次提到的“隆中”，被捧为“襄阳说”的鼻祖。那么，这个“隆中”，到底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
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以上记载，言之凿凿，又是《三国志》，又是《蜀记》的，又有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的碑文，好像是诸葛亮铁定在襄阳隆中居住，那就在此躬耕了。
孰不知，古人写史讲究出处，前注后引的把相关内容的记载都写在一起，是没有时间顺序的，有的能相差几个朝代，相差几百年，这些注引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参考资料，另备一说，确也保留下来很多文史资料，但是不能拿后朝代的一些野史、游记、演义之类的记载，来推翻前朝代的正史记载的，那就本末倒置的了，给后人以假象。
上面那段记载就是把后人说的话放在了前面，是不符合逻辑的。那么，首先应该把记载的时间顺序排排队，谁先说的，说的什么意思，放在前边，谁后说的，说的什么意思，放在后面。排队后应该是这样的：
1、公元280年(太康元年)西晋史学家陈寿(233年—297年)完成了史学巨著正史《三国志》。
2、公元304年，西晋名将刘弘(236年—306年)写了那段文。
3、公元318年后在世，东晋王隐(？--？)著《蜀记》。
4、公元429年(元嘉六年)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372年—451年)完成了为《三国志》作注。
从以上时间排序可以看出，陈寿于公元297年就去世了，《三国志》上不可能记载刘弘的文和王隐《蜀记》的内容，因此，这件事情与《三国志》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三国志》上只记载了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根本没有提“隆中”二字。
刘弘的文：“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虽然被王隐收录于《蜀记》中得以保存下来，流传于后世，但确是刘弘之文在先，王隐《蜀记》收录在后，刘弘并没有说过什么什么时间，到过什么什么地方，那都是后人王隐说的，刘弘不一定认可。由于刘弘的史料散佚，他到过什么地方登隆山，只能从他的文内找才能够加以证明，才比较科学合理。
根据王隐《蜀记》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这段话是王隐说的，并不是刘弘说的，刘弘之文从未说过“至隆中”，是王隐加在刘弘之文前面的，这是两个人，在两个时间，写的两段话，两种意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混为一谈的。
被王隐收录于《蜀记》中的那段文为什么说是刘弘之文呢？是刘弘命李兴为文的，也就是说刘弘让文书李兴根据自己的意思写一篇文章，写好后刘弘再修改修改也是有可能的。
王隐说的这个“至隆中”在哪里？是不是现襄阳“隆中”所在地？根据是什么？这一点王隐也没有说明，那就不能肯定就是现襄阳“隆中”。刘弘于公元306年就去世了，王隐的出生年代不祥，大概在公元318年以后在世，王隐是陈郡陈人，不可能和刘弘一起去的，他在写《蜀记》收录刘弘的文时，刘弘已经去世了，他也可能是根据刘弘文内容推测刘弘去的是“隆中”，这个“隆中”，王隐也没有说明就是现襄阳“隆中”。
那么，这个被襄阳学者视为有史记载以来、开天劈地第一次提到的“隆中”，被捧为“襄阳说”的鼻祖的“隆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在哪里？是王隐的推测、假设、胡说？还是真有其名、其地？谁能够证明？反正《三国志》、《汉书》、《后汉书》都没有提到过，这个“隆中”是不是同样需要在刘弘的碑文中找呢？如果刘弘在碑文中记载过“隆中”，王隐说刘弘至“隆中”，这样就能相互印证，但是，如果刘弘在碑文中就没有提到过“隆中”，也没有那个意思，根本就是两回事。那么，王隐说的这个“隆中”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毕竟是王隐先说到了“隆中”二字，也或是另有所指，全国那么大，叫“隆中”的地方也是有的，成书于战国与西汉之间的《尔雅》释山中记载：“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宛中，隆。……”，凡符合“宛中，隆”地貌的地方都可称为“隆山”，“隆山”之下便为“隆中”了。当然了，是先有“宛中，隆”地貌为“隆山”，因山而名，才能有“隆中”的，如果说是先号曰一个“隆中”，然后再把“隆中”后边的山改名为“隆中山”，那既不符合《尔雅》释山的记载，又叫偷梁换柱，弄巧成拙。
因此，只能拿前人刘弘的文内容来证明后人王隐说的“至隆中”是不是一个地方，而不能拿后人王隐说的“至隆中”来反证前人刘弘的文内容就是去了“隆中”，这是违背逻辑规则的。如果拿后人说的“南”来反证前人说的“北”也是“南”，那叫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南朝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372年—451年)为《三国志》作注，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最后一段的后面注引了王隐《蜀记》的内容及刘弘的这段文，这为保留《蜀记》资料做出了贡献，仅此而已。
不应动不动就拉正史《三国志》这个大旗来做虎皮，好似真的是《三国志》记载的一样，《蜀记》就是《蜀记》，永远都是王隐写的《蜀记》。
那么，现在分析一下刘弘之文，这个是第一手材料，其权威性是最大的，该文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刘弘命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天子命我”，这个我字是指刘弘而不是指李兴的对吧。
“于沔之阳”，这个是在汉水之北没错吧。
“听鼓鼙而永思”，鼙，大鼓小鼓的战鼓，听着鼙鼓之声去沉思，这个永思是指刘弘思念诸葛亮对吧。
“庶先哲之遗光”，期望先哲诸葛亮之遗泽、光芒对吧。
“登隆山以远望”，“宛中，隆”隆然中起之山，这个“隆山”襄阳有吗？古代有吗？现代有吗？在哪里？可别说是“隆中山”，这是两个概念。再说，“隆中山”也不符合“宛中，隆”的地貌呀。
“远望”，即望向远方，不是近看，也不是俯看。
假如刘弘登的是现襄阳“隆中山”的话，年近七十岁的刘弘，一行人马三起的驾着马车，从“隆中”诸葛亮的故宅门前经过不进去，攀登上亮宅房后306米高的“隆中山”，在山顶上望向远方？为什么不直接进诸葛亮的故宅祭拜呢？
“轼诸葛之故乡”，“轼”车前横木，乘车者见人时，伏在车前横木上以示尊敬，以尊敬的心情看望诸葛亮的故乡。
这里的诸葛故乡，并不是故宅，刘弘放着故宅不进去，反而爬到房后山顶上远望山角下的故乡？
“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意思是神异的事物随机应变，非凡的才能变化无穷，渊博的智者通达无惑，崇高的德行罕见不常，今我来思念、参拜您的故墟。
后面的内容是在赞颂诸葛亮，把诸葛亮比作古圣先贤伊尹、孔子，赞扬诸葛亮辅佐刘备，抗衡曹魏，治理蜀国，教化效美。这篇铭文充满对诸葛亮的尊敬、崇拜之情。
刘弘之文贯穿起来说就是：“天子命我，于沔水北岸，听着大鼓小鼓之声去沉思，思念着诸葛亮，期望先哲之遗泽、光芒，登上附近的隆山而望远，以尊敬的心情看望诸葛亮的故乡。神异的事物随机应变，非凡的才能变化无穷，渊博的智者通达无惑，崇高的德行罕见不常……今我来思念、参拜您的故墟……”。
以上刘弘之文，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逻辑连贯性很强，并无二意，根本就没有提“隆中”二字，也不可能是在现襄阳“隆中”祭拜的诸葛亮。
但也有襄阳学者断章取意的说了“天子命令镇南将军刘弘，到沔水(即汉水)北岸南阳的方城、宛县、新野一带去镇压张昌之乱的，不是去祭拜诸葛亮的，刘弘平息张昌之乱回襄阳后去现襄阳“隆中”祭拜的诸葛亮”。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只想问：您的哪只眼睛能从刘弘之文中看出来是到现襄阳“隆中”祭拜的呢？刘弘在汉水北部的宛县一带打仗是真的吧？听着战鼓之声就不能思念诸葛亮了？就不能期望先哲之遗泽、光芒了吗？这仗也不能是连年累月的天天打吧？就没有间歇时间了吗？在战争期间就不能就近在宛县登上附近的隆山而远望了吗？就不能以尊敬的心情看望诸葛亮的故乡了吗？就不能参拜诸葛亮的故墟了吗？襄阳有“隆山”吗？古代有吗？现代有吗？“隆山”是“隆中山”吗？您们可千万别说现襄阳“隆中山”以前叫“隆山”，后来改为“隆中山”了，那叫开国际玩笑的吧，那刘弘也没有提“隆中”吧？刘弘从现襄阳“隆中”诸葛亮的故宅门前经过不进去，攀登上诸葛亮宅房后306米高的“隆中山”，在山顶上望向远方？远望是俯视吗？是向下看吗？故乡是故宅吗？为什么不直接进诸葛亮的故宅祭拜呢？爬到房后山顶上远望山脚下的故乡？
以上这么多的问题，充分证明了一个结论：刘弘祭拜诸葛亮的场所，决不可能是现襄阳“隆中”！！
刘弘之文记载的地点、地名、山名、时代背景、当时的情景、活动过程及行动与刘弘平息张昌之乱回到襄阳后的和平年代，从襄阳到“隆中”去爬上“隆中山”远望，祭拜诸葛亮的现襄阳“隆中”故宅统统不相符，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王隐《蜀记》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这段话是王隐说的。
针对王隐说的这几句话，公元626年唐朝初年名相房玄龄(579年—648年)编篡的《晋书》上有记载：
“晋永兴中”公元304—306年。“镇南将军刘弘”是指刘弘在宛县一带镇压张昌之乱的事情。“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因“新野王歆之败也”，诏“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称为镇南将军。“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弘退屯梁”说明刘弘与张昌在宛一带的战争是拉锯战，“明年秋(公元304年)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张昌窜于下隽山，弘遣军讨昌，斩之，悉降其众”，刘弘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
公元305年8月刘弘已改任车骑大将军了，刘弘在宛县一带镇压张昌时任镇南将军镇宛，“永兴二年，八月，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
刘弘讨伐张昌之后已年近七十，老疾病多，不久于公元306年卒于襄阳。“盘既旋，弘自以老疾，将解州及校尉，适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晋书》记载如下：
《晋书》列传第七十《张昌传》记载：“太安二年，昌于安陆县石岩山屯聚，新野王歆上言：“妖贼张昌，…一其锋不可当请台敕诸军三道救助”。是岁，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与昌苦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明年(公元304年)秋乃擒之，传首京师，同党并夷三族”。
《晋书》帝纪第四《惠帝》记载：“太安二年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南阳太守刘彬，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并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永兴二年，八月，车骑大将军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释于宛。”
《晋书》列传第三十六《刘弘》记载：“刘弘，沛国相人也。太安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骧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败也，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余官如故。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宛，败赵骧军，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战破昌，前后斩首数万级。及到官，昌惧而逃，其众悉降，荆土平”。“张昌窜于下隽山，弘遣军讨昌，斩之，悉降其众”。“盘既旋，弘自以老疾，将解州及校尉，适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阳。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王隐说的：“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由于前文已经分析过刘弘之文记载的地点、地名、山名、时代背景、当时的情景、活动过程及行动与刘弘平息张昌之乱回到襄阳后的和平年代，从襄阳到“隆中”去爬上“隆中山”远望，祭拜诸葛亮的现襄阳“隆中”故宅统统不相符，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刘弘祭拜诸葛亮的场所，决不可能是现襄阳“隆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王隐说的：“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也只能是在汉水北方宛县一带，刘弘登“隆山”的地方的“隆中”观亮的故墟遗址了。
如果“襄阳说”者少数人坚持认为王隐说的这个“隆中”就是现襄阳“隆中”的话，那，要么就是胡说八道，不需要脸皮了，要么就是王隐胡说八道。反正，王隐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晋书·王隐传》翻译注释：“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隐虽好著述，而．（但是）文辞鄙拙．．（粗鄙，拙劣），芜舛（芜=舛：错乱）不伦．（条理，顺序）。其书次第（次序，顺序，条理）可观者，皆（是）其父所撰；文体（文章的结构）混漫（杂乱）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年七十余，卒于家”。
西岭千秋雪2020年2月2日于南阳封城间
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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