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日本出生人数为84.2897万人,较上一年减少2.9786万人。图为长崎一家幼儿园放学。 (熊燕妮/图)
反出生主义悄然流行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已连续6年创新低,死亡人数则创战后历年之最。2022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人口动态统计估算报告》显示,2021年出生人数为84.2897万人,较上一年减少2.9786万人。
这项统计还覆盖了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以及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
“人口情况比报告所描述的更加严重。”日本厚生劳动省负责人公开分析说,新冠疫情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尚不明晰,但“二十多岁人口的生殖率持续降低”。
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导致国民减少外出,从而减少了异性之间结识机会,进而拖累婚姻及出生数字。但新冠疫情暴发前,日本的出生率已不断减少,疫情并非少子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反出生主义思潮在年轻群体中已经流行多年。在line、YouTube、Instagram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着数百个反出生主义团体,拥有数以万计的追随者。反出生主义(Antinatalism)思想,可追溯到德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近年来,反出生主义也开始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
“一看到孕妇,我就感到不安和恶心。”社交媒体上不乏诸如此类反出生主义的言论。
跟欧美社会相似,日本的反出生主义者要么出于环境和人口过剩的考虑,要么担心遗传疾病,甚至有人认为不要把孩子带到世上遭受苦难。
佛教在日本拥有1400多年的传播史,反出生主义者还在佛教的生死观、苦难观中找到思想的痕迹。
“生育是导致老与死的原因,更是人生苦难的根源……生育会增加痛苦,就应该停止生育。”一位署名为“孤岛上的正田”的反出生主义者在社交媒体line上写道。
社交媒体的兴盛,成为小众化的思潮得以广泛传播的契机。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反出生主义言论还跟随“输精管结扎手术”的小广告。
“从公元前开始,人类就出现这种想法……只要出现一个痛苦,快乐的感觉就会烟消云散。或许有时就会想自己没有出生更好。”在《不曾存在过真的合理吗》一书中,早稻田大学现代哲学教授森冈正博追溯了反出生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
从“为国生育”转向“少生、少死、良养、良育”反出生主义,这一概念早在古希腊就已存在。在日本,反出生主义却是舶来品,人丁兴旺一直被视为家族和国家昌盛的标志。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结婚报国、为国生育、早婚多育”的人口政策,促使人口保持高速增长:仅1872-1945年,日本总人口就由3481万增至7214.7万,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0.0‰。
1945年战败后,大批归国士兵扎堆结婚生育,让日本迎来战后“团块世代”婴儿潮,出生率一度高达34.3‰。从1949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
在此短短5年后,出生率迅速降至20‰。
“人不出生反而更幸福”的悲观论调也迎合了当时的人口控制政策。1976年,《出生的麻烦》初版。时隔近半个世纪后,该书又一次成为畅销书。
“近年来,《出生的麻烦》销售额增加,又增加到了3年前的5倍,今年还出了新装版。”日本经济新闻社援引纪伊国屋书店出版部长有马由起子的话。
在近代史上,控制人口增长的反出生主义一直存在。18 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发出“人口将超过粮食供应”的警报。
二战后,人口控制理论很快进入政策层面,多国纷纷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1948年,日本国会通过《优生保护法》将堕胎合法化。1954年,家庭节育计划开始实施。不久,家庭补贴和育儿抚养补贴又被废除。
废除育儿补贴直接降低了贫苦家庭的生育愿望。1974年,日本政府发布《人口白皮书》,正式提出“少生、少死、良养、良育”的生育口号,主张强力推行抑制人口增长的路线。
当时,席卷整个西方经济和社会的石油危机,尤其让日本社会对资源不足和人口暴增感到忧虑。六年后,日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0.83%。
随即而来的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又困扰着日本经济和社会。从厚生劳动省2017年公布的数据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已占全部就业人数的12%。在65岁以上男性群体中,超过一半的老人仍在工作。
人口减少导致劳动力不足,也带来需求下降、消费市场减小、企业大幅减产,日本还面临更加繁重的社会养老问题。同时,年轻人的赡养和抚养压力也与日俱增,“不敢生”“不想生”的反出生主义思潮也在年轻群体中日渐升温。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开始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直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的时候,日本政府才开始重视并采取刺激人口生育的措施。
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2020年人口普查终值显示,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8.6%。图为长崎一家社区。 (熊燕妮/图)
从降低育儿成本,到兼顾“不婚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采取包括托幼服务、育儿津贴、亲子假、平衡工作与家庭等在内的一系列家庭支持政策。
其中,1994年的“天使计划”旨在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1995年制定的《育儿·护理休业法》支持育儿员工兼顾工作与家庭,1999年实施的《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则进一步完善育儿支持服务体系。
进入21世纪后,平均每隔两年,日本政府都会出台一部新的人口刺激政策,相继推出《两立支援政策》《培育下一代援助对策推进法》《儿童、育儿援助法等相关三法》《新儿童入托零等待计划》等十几部法案。
2004年,日本内阁府特别设立“少子化担当大臣”一职。2017年,日本内阁设立“儿童家庭局”,开始以“培育幼儿”为中心。
这些政策以降低育儿成本为首要目标。从众议院一项调查统计来看,从出生到22岁,平均养育费为164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1万元),这并不包括教育支出。如果从幼稚园到高中均就读公立学校,花费大概为500万日元,就读私立学校则需要1600万日元。
就读高校的花费更多。四年制的国立大学通常需要500万日元以上,私立大学则需要700万日元以上。
“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的人口问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年轻人在就业市场频频碰壁,比起养育后代,他们更关注自我提升。”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铃木透认为。
从2021年至今,日本内阁又酝酿“儿童家庭厅”,希望创造“家庭友善”的社会环境,以扭转民众“不婚不生”的反出生主义观念。
这些政策集中在试图通过完善育儿制度挽救日渐严重的人口危局。不过,如此紧锣密鼓地推出人口新政,也意味着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需要针对年轻人的就业扶持和经济扶持。”中京大学教授松田茂树认为,“年轻人不结婚的理由是经济不稳定,很多人即使是正规就业,工资也不够,帮助年轻人就业将有利于结婚、生育。”
松田茂树等多位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只是因为育儿环境不佳,而是因为日本女性结婚比例减少。
不同于英美国家,结婚是日本民众决定生育的前提。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统计,美国有40%、英国有大约一半的儿童属于非婚生子女,这一比例在日本只有2%。
在日本,反出生主义只是“不婚”现象的副产品。2005年,50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占7%,2015年则增加到14.06%。2022年6月,日本内阁府发布《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显示,近半数的待婚单身人士表示“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其中,三十多岁群组的男女有四分之一表示没有结婚的打算,理由大多是“经济上有不安”“不欲承担家务和育儿”“不欲放弃自由”等。
自2013年《突破少子化危机紧急对策》出台后,日本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婚姻行为对生育率的影响,包括促进年轻人就业、支持民间男女联谊活动、公营住房向结婚和育儿家庭倾斜,日本政策还鼓励老一代对年青一代的经济支援,尤其对父母及祖父母赠予的一次性资金援助免征赠予税。
不过,这些措施被批评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日本儿童的学前保育机构大致分为保育园和幼稚园。多年来,日本政府采取财政扶持措施降低育儿成本。 (熊燕妮/图)
投胎就像拆“盲盒”,遇到哪款父母靠运气?反出生主义流露出来的消极与绝望情绪,正是日本社会低欲望、阶层固化的缩影之一。
“父母扭蛋”成为网络流行的热词。商家将“扭蛋”放入球形的半透明塑料壳中,投币后扭动开关,就可获得随机扭蛋。“父母扭蛋”的大意是,投胎就像拆“盲盒”,遇到哪款父母靠运气。
“父母扭蛋”还成为朝日电视台一期节目的主题词。一名年轻女子说,她家境贫寒,无法支撑她继续读书,只能很早就去工作。该节目中,一名在读男生还将身高缺陷归咎于父母,称这也是“父母扭蛋”。
“‘父母扭蛋’是因为现实和期望之间存在差距,把对现状的不满归咎于父母出身。”日本明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藤井靖认为。
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社会阶层几乎完全固化的社会。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日本先后十几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团,学习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手工业技术等,但并没有引进唐朝的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
科学制度被认为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固化局面。明治维新后,日本从普鲁士引入了通过考试任用文官的制度。但是,上层政治和经济依旧被大门阀、大财阀家族掌控。
世袭政治在日本根深蒂固。1955年至今,超过三分之二的内阁大臣成员来自世袭议员。最近30年间,日本有14位首相轮替上台,其中,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麻生太郎、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10人均来自世袭家族。
从早稻田大学一项社会统计来看,日本1%的人口为统治者,9%为“利得阶层”,其余90%为普通民众。
这种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现象被日本舆论称为“格差社会”。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在该国企业中,男性临时工接近50%,女性则接近70%。其中,37.2%的临时工月薪不足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三分之一的日本国民存款为零。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等企业制度一度为欧美社会所津津乐道。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终生甚至世代有保障的传统雇佣契约逐渐崩溃,出现了大量被称为“非正式员工”的社会阶层。
通常,日本女性不愿意和非正式员工结婚。厚生劳动省稍早前统计显示,三十多岁的非正式员工的结婚率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
就业状态不佳是影响年轻人生育的重要经济原因。通常,大多数临时工难以负担昂贵的育儿费用,即使正式工也担心休完产假后能否重返原有职位。
日本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节节下滑,从1947年的4.54,降至1957年的2.04。2021年,这一数字又降至1.30。总和生育率,又称人口置换率,是指每一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
国际上,通常将2.1的总和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总人口不增不减,1.5为跌入低生育率的警戒线。
战后,日本出现过两次“婴儿潮”。1945-1965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又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所生育的子女被称为“团块次代”“回声潮世代”。
如今,“团块世代”已近暮年,并成为日本老龄化社会的负担,“团块次代”也进入婚育年龄末期,而且后者更倾向于接受反出生主义。
就在反出生主义思潮涌动之下,2021年5月,日本的结婚率突然猛增30%,恰逢明仁天皇继任、“令和”时代开启。一时间,有日本舆论乐观地期待着“令和生育潮”来临。
仅一个月后,结婚率又开始大幅下滑,“令和生育潮”终究昙花一现。2021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谷,全国有几十个市的出生率降至个位数,不少村落全年没有一个婴儿降生。
过去三十多年,日本“少子化对策”被指以失败告终。困境之下,一些议员和官员提出举办“恋爱课程”、申请“约会津贴”之类异想天开的对策,最终成为日本舆论批评和讥讽的笑柄。
“要适应人口不断减少的局面,同时不给自己太大压力,这或许会带来一种新的富足。然后,我们或许会看到出生率复苏。”上智大学研究人口趋势的名誉教授鬼头宏等多位学者呼吁,要接受少子化的现实,转变思路不再一味催生,与其催婚催生,不如“营造让人想要孩子的社会环境”。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IPSS)岩泽美帆也建议,政府要重新评估和降低人口目标,企业要从海外寻找人力与客户,并将人口工作的重点放在“改良老年退休金体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熊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