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他是吴孟超之后第二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医学专家，也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今年是王忠诚院士逝世十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50年夏天，王忠诚来到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的天津市立总医院报了到，被分配在外科工作。韩一方也一起报到，分到了儿科。
这时的天津市立总医院，刚刚启用这个新名字。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天津中央医院。这所医院虽然也是个成立不到三年的年轻医院，但起点很高，名气很大，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设立的五大中央医院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位于鞍山道123号的日本公立居留民团医院，便计划把它扩建为华北地区的中央医院。当时已有四所中央医院，分别在重庆、南京、广州、兰州，只有华北地区没有。筹建时，医院仅有一座三层的小楼房，硬件设施较差，但医院邀请了抗战南迁的一部分原协和医院、北大医院、齐鲁医学院和欧美留学归国的医学专家，并请他们带来了部分设备，一起步就倍受关注。
中央医院从建院伊始，就把招聘和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放在重要地位，把医疗和教学作为医院的办院宗旨。由于医疗、教学工作的全面开展，医院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规模也逐步扩大。王忠诚到医院时，它虽然仅仅运行了两年半，但职工总人数已经达到451人，其中有主任医师8人、主治医师14人，年门诊量为近10万人，住院人数为近5000人次，平均日门诊量也有近300人次，已经成为当时华北地区颇有名气的医院。
1949年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中央医院，在医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设立了团支部，正式公开了医院党组织。1950年4月，中央医院改名为天津市立总医院。
在这个过程中，医院的设施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有所流失。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和发展，医院从各大医科院校广泛吸纳人才，王忠诚和同学们才有幸来到了这里。
刚到医院时，王忠诚听到一个说法，说他们这批毕业生只能算是“半成品”。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理由，他们在校期间经历了几次重大变故，课程、学制等多次调整，领导、老师也频繁变动，学习、实习多次中断，尤其是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因为有这种说法，医院便采取了边用边培训的方针，有针对性地安排他们做住院医生，接受严格而有计划的临床业务培养。
王忠诚来到外科做住院医生，但他时刻以实习医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勤学苦干，不耻下问，得到了科室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这时的天津总医院外科汇集了不少知名专家，其中有张天惠教授、刘润田教授等，他有幸得到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指导，进步很快。不久，他就从毕业生队伍里脱颖而出，成为经常在手术台上露面的“助手”。
给专家教授担任“助手”，不仅是一个工作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忠诚认真观察，虚心请教，配合手术的动作越来越熟练，渐渐地，他也被安排主刀做一些普通外科的小手术了。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了响应祖国的召唤，天津医务界首先组织“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很快就有4000余人报名参加，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的母亲年逾八旬，得知天津要组建赴朝医疗队时，大义开明的老人积极鼓励儿子报名。在这份报名名单中，许多是国内知名的医疗专家，除了脑外科专家赵以成，还有骨科专家陈林堂、胸外科专家张天惠、普外专家雷爱德、妇产科专家愈蔼峰等。后来相继组成第一至第五队，连同国际医防服务队等14个队，外科专家万福恩自愿担任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一大队队长。第一大队出征时，当时的市长黄敬亲自送往车站，称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天津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说他们是“援朝先锋，卫国英雄”。
王忠诚当然也报了名，但由于资历浅，他没能入选第一大队。
送走这些专家，医院的工作任务更繁重了，王忠诚主动承担起开赴前方的医疗队员的原职工作，也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
一年后，王忠诚开始独立收治病人，给病人做手术。这时，他不仅做普通外科手术，也开始做胸外、骨科、泌尿科的手术，而且手术做得越来越漂亮，深得领导和专家的赏识。
1951年冬，又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开始组建，王忠诚又一次报了名。
冬日的阳光照在天津火车站广场上，照在即将远行的抗美援朝医疗队的旗帜上。王忠诚和其他队员一样，正在和送行的同事、亲友们依依惜别。
韩一方的眼角有泪，王忠诚抬手帮她擦掉。
韩一方抓住王忠诚的手，郑重地说：“你答应我，一定注意安全。”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王忠诚安慰韩一方。
“好好工作，别担心我。”
“我给你写信。”
一声哨响，队员们纷纷登上了车，向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王忠诚发现，韩一方又流泪了，便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不再往外看。
火车一路向北。几天后，王忠诚和同事们来到了吉林省西北部的科尔沁草原腹地，来到了一个叫洮南的小县城。这里，有一座组建不久的后方医院，天津抗美援朝医疗队被安排在这里工作。
白皑皑的大雪覆盖着大地，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在人们脸上，临时搭建的几栋土坯房被冻得瑟瑟发抖。王忠诚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走进房间，里面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无数伤员躺在简易的病床上，有的甚至躺在担架上，医务人员急匆匆地穿梭其间，处理着伤情，喊叫声、呻吟声不绝于耳。
医疗队一到驻地，顾不上整理行装，立即投入工作。王忠诚作为第三小组的组长，除了诊治、抢救伤员，还要担负管理协调任务，一开始工作便进入了紧张的状态。
在抗美援朝医院队时留影（1951年冬）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王忠诚和同事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一条条垂危的生命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一个个康复的战士从这里重返前线，他们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外科医生，许多伤员必须手术，王忠诚成了大忙人。普外、胸外、骨科、泌尿科，他什么科的手术都做，什么手术都做得很好，赢得了领导和伤员们的一致称赞。
偶尔有一点空闲时，王忠诚便给韩一方写信。他在信里描写了北国的雪天荒原，述说了每天面对伤员的感受，也谈了自己救活伤员时的满足和喜悦，当然还有思念和祝福。总之，他在医疗队的工作和生活都不错。
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王忠诚很苦恼、很无奈、很受刺激。
（摘选自作者本人的《王忠诚的故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