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这首《丽人行》作于唐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三月三日，春日桃花初绽，杨柳泛青时，古人应物斯感，将春游变为了一项全民活动。诗人杜甫则在曲江池边，记录了当时长安百姓对上巳节春游踏青的热衷。
“上巳”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但未定在三月三日。当新春迎来，正是清洁身体，洗去不祥的大好时机。彼时，第一项习俗是春浴了，即“祓禊”（fú xì）。祓即祓除疾病，清洁身心。禊为修整、净身，又有驱除灾厄意。
《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另一个习俗就是招魂续魄，人们在野外或水边召唤亲人亡魂，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这是先人认为自己的灵魂也如同万物一样随四季的变化经历发芽、成长到凋零的过程，
第三个上巳节的习俗是为“约会”。《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其中的“奔”便是指男女于户外各自约会。
在春暖花开的水滨，男子手持春花赠与心仪的姑娘，涓涓春水见证了无数烂漫的爱情。在当时，这甚至是各地官方要履行的一项“政治任务”，因为在古人看来，春情萌动，万物勃发，而天人合一，故鼓励男欢女爱也是顺应天时的理当做法。
因此，先秦时代的人们也在三月上巳时，祭祀管理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禖。
高禖为何人？众说纷纭，通说女娲，尚有简狄、伏羲、句芒等说法。余倒以为“句芒”说最为合理，句芒名重，是伏羲氏的辅佐神，鸟身人面，乘两龙，是传说中的木神、春神，掌管草木的生长。
进入汉朝，上巳节开始转型，虽还带有一定宗教意味，但已经已一种娱乐的新姿态活跃在朝野与平民生活中，上巳节被朝廷定为官方节日，节俗活动不仅有先前的祓禊水滨，还增加了宴饮活动。
汉武帝晚年得子，更立高禖祠，表示感恩和敬重，“故立石为主，祀以太牢”。到了魏晋时期，上巳节的时间固定在了三月三日。
《晋书》有云：“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於洛水之侧。……怀帝亦会天泉池，赋诗。”在当时，滨水洗浴之后的文人还要有一场盛大、欢乐的聚会，最有名的就当属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了，文人们曲水流觞，吟咏唱和，极大地提高了上巳的品位。
是日，“少长群贤”凡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集会，是时有二十六人得诗三十七首，后辑为《兰亭诗》，王羲之为序。
盛唐气象，三月三日上巳节更是皇室和百姓共庆的美好节日。上巳的独特优势在于，和上元（正月十五）相比天气更温暖，和花朝（二月十二）相比花海更多彩，故备受喜爱。
除了杜甫的《丽人行》，李白最佩服的大诗人崔颢还有《上巳》诗：“巳日帝城春，倾都祓禊晨。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
“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这是《开元天宝遗事》中提到的一种非常雅致的上巳节春日游戏，名为斗花草。“为赌金钱争百草，急行遗却玉珑璁。”写的就是一位宫女急着参加斗百草赌钱的游戏，匆忙间将玉佩弄丢了。
可见，上巳节在唐朝已然成为各阶层各年龄的盛大狂欢。由于时令相近，上巳也和寒食、清明有了融合的迹象，但并不影响各自独立存在。
也就是在唐朝时，上巳又走出国门，普及到日本、朝鲜、琉球，且形成各有特色的地方习俗。尤其是在日本，上巳被叫做じょうし，属“五節句”之一的“桃の節句”，亦是“雛祭り”，即女儿节。
日本延续了中国先秦时代的上巳节驱邪的习俗，每每在三月三日上巳节之时，日本人会将自己的邪气转移到人偶身上，再把人偶放到河里任其流走，这种习俗被称为“流雏鸟”。
日本人刚开始用纸和稻草制作简单的人偶，但是随着人偶的豪华化，人们不再将其放入河里，而是将其装饰在自己家里。由此一来，也衍生出了摆放人偶的节日礼仪。
摆在最上方的一定是天皇和皇后的人偶，叫做「内裏様」，第二层是三名宫中的仕女，称作「三人官女」，第三城就是五位乐师「五人囃子」，第四层则是侍卫「随身」，第五层则是杂物人员「仕丁」，正常来讲完整的人偶中包括十五个人偶。
对于日本人来讲，女儿节人偶需要在3月3日的一周前摆饰完毕，因为女儿节过后就得收起来。要是急急忙忙在女儿节前一天的3月2日才摆好，等于摆没多久就要撤下，在日本称作「一夜飾り」，非常不吉利，大家都会尽可能的避免。
江户时代开始，随着制作人偶技术的发展，人们制作出了各种各样豪华的人偶，日本人也开始以欣赏雏偶为乐，用人偶玩其了类似过家家的游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将驱除邪气而装饰的人偶和女孩子的“人偶游戏”结合在一起，变成为了日本特有的“女儿节”。
如今，女儿节成为了祈祷女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节日，属于日本的五大节日之一。每年的三月三日，日本各地都会摆设传统偶人来迎接女儿节，这样的风俗传承了千年，仍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