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冼星海共同战斗的日子（1）
曾昭正遗作[1] 曾宪德整理
注：本文曾刊登于《武汉春秋》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特刊”， 后被很多文史杂志转载
1938年“保卫大武汉”大游行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
冼星海同志是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在此渡过几乎整整一年，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这期间，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写下了新音乐歌咏运动历史的光辉篇章。至今经常可以看到文章描绘当年群众运动的雄伟场面。但即使是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也难以概述其全貌。
我有幸和星海一道经历了这段岁月，聆听过他的教诲。星海是我最尊敬的导师。我也曾经荣幸地被视为他的战友。今天，当我重新走在星海昔日驰骋的疆场：中山公园、光明电影院、青年会、武汉关、总商会、六渡桥铜像、中华电影院、武昌体育场、黄鹤楼、昙华林、珞珈山，阅马场、汉阳古琴台、扬子江江面……仿佛又看到他熟悉的身影。这当年战斗的地方，似又重现万马奔腾的歌咏游行场面，重闻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触景生情，感慨万端。
1. 汉口精武体育会
1937年10月3日，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到达武汉，冼星海同志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
救亡演剧队二队（选自《冼星海全集》）左三为星海，后排左三为洪深
4日下午，二队迁到离我家不到半里路的汉口精武体育会。次日，歌咏队的一位小青年匆匆忙忙跑来告诉我这消息，“------金山、王莹，还有冼星海都来了，很多人去看他们。”小青年很激动，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怕我没听清楚，补充说：“就是做《拉犁歌》的冼星海。你去看他嘛！有什么关系！我带你去。”
汉口精武体育会为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下属，此会负责人杨兴汉。此照为2004年拍摄的江岸区瑞祥路一号旧址
我感到兴奋，但同时又有些犹豫。星海当时已是闻名全国的音乐家。我和行夫[2]收集了他几十首歌曲编入《大家唱》，他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运动会歌》、《保芦沟桥》、《流民三千万》、《热血》……等歌曲，我都曾在很多歌咏队多次教唱，他的《夜半歌声》更是风靡一时，令人倾倒。这样赫赫有名的大音乐家，派头多大，难以想象。想到自己只是能唱几首歌的普通大学生，和他如平地高山，无可比拟。虽然应该去拜访，却又生怕落得自讨没趣（这种滋味也曾尝过）。到底经不起小青年再三催促，我便想，硬着头皮试试再说，便和小青年同往。
我们到时，精武体育会竟已是门庭若市，人来客往，加上围观的，好不热闹。我们穿过人群进了门，在二楼看到了冼星海。
星海留给家父旧照
星海穿着棕色旧呢西服上衣，系黑色领带，衣着大方，既气宇轩昂，又给人以诚挚朴素的印象。我上前作简要自我介绍时，立即从他有力的握手和微笑的眼神中体会到他用无声语言表达的友好的心愿。作为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受到我所敬仰的长者的热诚欢迎，心情十分激动。
可能是星海见到我有点拘束，主动向我说：“我也教唱歌，在上海很多地方，这次沿路也教。”一下子就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立刻感觉气氛轻松起来，如释重负。
星海又问了我很多话。他非常关心武汉歌咏运动的情况。当我提到武汉歌咏活动发展很快，但苦于教唱歌的干部太少，很多人不会指挥，配合形势的新歌曲也为数不多时，星海似乎早已料到。他说上海、开封、郑州也都是这样。并若有所思地说：“以后可以办一个专门培养指挥教唱歌的训练班，选一批唱歌水平较高的青年参加。”至于指挥，他说，不要看得太神秘，一般歌曲的指挥很简单。他接着又谈到，他这次路过开封，见到那里的歌咏运动发展得很快，有一位青年马可，很活跃，会作曲，“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歌单说：“这是马可新作的歌曲。” 我一看，是马可用钢笔抄写的歌稿《游击战》，星海对着歌单哼唱了三四句，然后递给我说：“这支歌做得很不错，送给你。”
星海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待人接物诚恳亲切，一见如故，让人肃然起敬。初次见面，他就和我促膝交谈一个多小时，还同意晚上陪我去参加教唱活动。其实，他当天时间早已安排得非常满：下午，他先去“凌霄游艺场”[3]参加了欢迎茶话会，会后又遇到空袭。警报过后，仍不忘立即和我一起去“青年会”与武汉民众见面，当场就指导大家唱他作曲的《拉犁歌》和《青年进行曲》，然后教大家唱《抗敌歌》。一直到天已全黑，又应邀赶去广播电台为武汉市民教唱。
汉口精武体育会是一处群众习武练拳的场所。位于汉口吉庆街惠通路口，是一幢三层楼房。自从二队借住以后，这里更加热闹起来。来访的文艺界人士络绎不绝，门前窗外又经常挤满群众，加上正好金山在一楼大厅里为登门求教的文艺团体导演独幕剧。很多人都看过《夜半歌声》，有些街上还贴着它的海报，谁不欣赏由他扮演的“宋丹萍”呢？引来更多的人围观。金山令人眼花缭乱的示范表演让大家看得如醉如痴，舍不得离去。
精武会二楼是办公事的地方。三楼是宿舍。星海来汉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38年4月搬到武昌三厅后，还常来这里下榻和写作。
2. 汉口业余歌咏团
星海到武汉只几天，希望到我们“业余歌咏团”和群众见见面。我正想约他到歌咏团去教授指挥，当然求之不得。我便讲明意愿，又介绍了一些情况。他都欣然接受了。
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原俄、法租借交界处的“基督教青年会”（新照）
“业余歌咏团”是武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4]。借用大智路韩家巷保安公益会地方练唱救亡歌曲。先后有二百多人参加，但流动性大。通常都有几十人聚集活动。后来因为人数太多，便移到了中山路靠法租界口上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每天由李行夫用大字抄好歌单挂在大门口，这一来又引来了更多的学歌群众。主要是工人、职员、中学生、小学教员等。
这天听说星海要亲自来教指挥，人来得特别多，整整齐齐坐满了一礼堂。星海见到很高兴。他在开场白中，对大家业余时间参加救亡运动表示钦佩，勉励大家学会了唱救亡歌曲要教别人唱，用歌咏宣传抗战，发动周围群众。
他先领导全队练唱了学过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芦沟桥》等几首歌。稍有不妥的地方，便停下来自己唱一两遍示范，详细讲解轻、重、强、弱和感情。大家兴趣被调动起来，效果非常好。
接着，星海要每个人都站起来，排成做体操的队形，左右手横向摊开，拉开间距，学习指挥。他自己背向大家，要所有人都模彷他打拍子的手势，嘴里念着“一、二、一、二，重、轻、重、轻。”待绝大多数熟悉了动作要领后，就用《青年进行曲》来练习。他领着他们一边唱，一边做指挥动作。自己又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检查，纠正姿势，直到全体掌握了规律，再正式排练一次，像通过考试才算“及格”一样。以后一连几天，都是这般教。教会二拍子后，又教三拍子、四拍子。
这是星海到武汉后第一次系统教学。他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欣喜和感动，情绪十分热烈，都打心眼里喜欢他、尊敬他。“洗先生真耐烦，一点架子都没有。”众口一声。
从此，这个歌咏队的人随时都三三两两在那里一边唱、一边两手比划，互相观摩校正。“我也会指挥了。”说话的人感到自豪。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就渐渐走上指挥岗位、教起歌来，成为新的群众歌咏骨干。
业余歌咏团成立于37年8月，是武汉几十个歌咏队中成立较早、人数较多、参加救亡宣传活动比较活跃的几个队之一。最早发起参加的人有周克明、连士祰、薛培豪、沈力、安天纵、朱文垚、洪承惠、周德玉、朱汝漪……，还有李行夫、范月甄等（他们还在其他队负责）。长期组织负责人是王杰臣（黄民伟），他是中国银行电梯工人，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个队从成立到武汉沦陷前夕转移、分散，自始至终由他总管队里一切大小事务工作，并领队参加各次宣传活动，任劳任怨，有求必应。是业余歌咏团名符其实的舵手兼“老黄牛”。
38年3月，“业余歌咏团”理事会决定将女队员另成立为“三八女子歌咏队”，由汪云任队长兼指挥。她是扶轮小学[5]的教员。
1938年“三八女子歌咏队”队员合影
这两个队都在同一处练歌及活动，都属民办，没有经济来源，靠队友自由捐助苦撑过日。38年初，云南六十军文工团来汉，全国歌协派我到那里去应邀教唱救亡歌曲，完成任务后，我拿出“业余歌咏团”的捐册，他们即慷慨捐赠了大洋二百元。38年8月，“业务歌咏团”建团一周年纪念，我去武昌登门邀请冯玉祥将军，他为这个团题词并捐赠了二百元大洋。
我自始至终在这个队担任指挥教歌。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1月，我和二队的贺路，以及李行夫等业余、三八、青年歌咏队的一部份人吕岚、朱汝漪、钱鹏、刘艺、胡国雄、金力、卓荣、龚成、黄培育、陈超、罗克垚、徐汉臣、展仲（注：即家母章子仲，当时为中学生）、南青、南文锦等在宜昌继续组织了“业余宣传队”，进行前线、街头、码头的演剧、歌咏宣传活动。
直到39年3月，日寇对宜昌毁灭性大轰炸，我们躲藏的防空洞差点被命中，从被炸塌的洞口爬出后，我们熟悉的宜昌已变成一片瓦砾，一座死城，到处都是血肉和残肢。另因来自官方某些人（注：陈诚派来）的压力，歌咏队再无法继续活动，无奈解散。队员有的转到其它宣传队去了外地，大多数各觅前程。我则去了重庆继续上大学。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星海在武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业余歌咏团”往往最先唱开[6]。例如《新中国》，《在太行山上》，两个，《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祖国的孩子们》等著名歌曲，连以后由他亲自创办和指导任教的“海星歌咏队”也不能相比。先后到“业余歌咏团”教唱、指导、讲说的还有张曙（次数较多）、盛家伦、刘雪庵、林路、常任侠、李行夫等。常任侠为这个队作了队歌歌词，由刘雪庵作曲。沙梅和这个队的小青年们也比较熟悉。因他平易近人，不拘小节，大家都喜欢和他来往，称他“沙先生”，显得格外亲热。沙梅每有新作，都常来我家示唱，并详细讲解。如《打回东北去》，《抗战的烈火》等。他几次在队里给大家唱《我们的家乡》，因为这首歌好听、难学。
这以后，星海与很多歌咏队有过接触。李行夫请他到“华北歌咏宣传队”指导讲课。星海为这个队作了队歌“我们的队伍往前走”。
华北歌咏队在街头，人圈内左下黑衣者为星海背影
令人难忘的还有请他到“武昌业余歌咏队”教课的一次。那个队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店员、学徒，但学唱歌热情很高。原是我每星期一次晚上去那里教唱。他们都听说“汉口业余歌咏团”请星海教过指挥，用央求的口吻向我提出他们的“奢望”，希望星海能到武昌来一次。我担心过江路远，人太少，觉得很难开口。但是，当我用同样央求的语气向星海转达时，星海立即满口答应。那时正值严冬，碰巧约定的那天晚上又是暴风骤雨。我陪星海乘轮渡到达武昌，一路之上，言语很少。颇有“凄风苦雨，过得江来”之感。到达后，却见到歌咏队全体成员早已正襟危坐以待，唯恐有变化，见到星海按时到达，兴奋不已[7]。星海和在汉口业余歌咏团一样，认真热情地为大家上好了这一堂课。
（插入：长江科学院黄庚祖先生1985年9月给作者的信：
……记得那是在1938年春夏之交，我在武昌高中三年级上学时，常和同学张志超等参加当时学生抗日救亡组织青年救国团（地址在武昌三道街）的活动，多次参加冼星海、张曙等同志主持的青年学生歌咏演出大会，事前由他们领导合唱练习，演出则在某电影院之类的场所举行。洗、张亲自指挥。这是一般情况。有几次冼星海告知几位经常去青救的男、女青年学生，约好晚上到武昌女青年会去练习歌唱。约去的人并不太多，6-8人不等。有一次我记得他教唱《流民三千万》，小声地教唱，说是前一天刚刚谱曲，尝试为教唱，看效果如何。他事先和我们讲解了歌曲内容、含义，说是唱歌……“要用脑子唱”，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星海嗓子洪亮，指挥太妙了，那姿态多美！变化似乎无穷，而节奏规律却掌握得那样准确，叫你不得不随着他那行云流水般的手势而注精汇神，尽可能地使自己迸发出应有的乐音。那时女青年会的房子很旧，但更为安静。也许是故意选择一间较僻静的屋子来进行这样有意义的教唱活动的。有时连电灯都没有（也许因停了电），点着一个煤油灯，就干起来。现在记不起曾经参加此一活动的许多人的名字了，只刻有文芸（二女中学生）是和我一道去过的。我的妹妹（当时她和张茜[8]在女职同班）也去过。和张茜（原名张掌珠）一道去的。
1937年秋末，我也是在武汉认识冼星海同志，他平易近人，喜和青年学生在一起搞歌咏活动。冬天穿着一件旧棉大衣，到处跑。还见着他教孩子剧团演唱；发现那个团里的严良堃[9]，瘦小个儿，却善于挥动手臂学指挥，他就抓住不放，训练他起来了。
那年头，我第一次见着你就是在你去武昌高中教唱歌曲的时候，在偌大一个学生俯的大厅里。我当时还不知道你也常去邻近的育傑呢……‘’
星海到武汉很短的时间内，他深入群众的踏实作风，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包括他在内的大量新创作歌曲的推广流传，对武汉方兴未久的歌咏运动送来了“及时雨”、“行船风”，歌咏浪潮滚滚而来。
[1] 家父曾昭正于1988年去世，本文系根据他留下的1985～1987年的手稿整理。
[2] 行夫、豫章即李行夫，曾昭正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和知己，并肩参加了“12.9”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后成为他的姐夫（本人姑父）。
[3] 在今江汉路“旋宫饭店”。
[4] 据黄民伟在《武汉春秋》1984年6期《抗战初期的武汉业余合唱团》一文介绍，这一团体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组织暗中决定筹建的。
[5] 位于现在京汉大道黄石路口东侧。
[6] 本人曾宪德写此文时尚健在的“海星歌咏队”队长万迪秀老先生在2011 年初电话中对我说：“不是啊，那时星海好多新歌都是我给你爸爸送去的啊！他总是找我要，说‘要有新歌，你一定记得给我。’”
[7] 见附件3.
[8] 及陈毅同志夫人.
[9] 中央乐团指挥家.
